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有何不同?

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有何不同?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
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
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