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孤愤》是韩非囚秦时所作吗

《说难》《孤愤》是韩非囚秦时所作吗

枣庄八中南校王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千古流传的名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x0d《说难》、《孤愤》是韩非在被囚秦国时所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毋庸置疑的事情了.但事实是,同样的作者,在不同的文章里却对这一事情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记载.\x0d翻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却发现同是司马迁,对韩非之事却是这样写的：“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x0d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说难》等著作.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x0d这样截然不同的记载,究竟孰真孰假呢?我们还是梳理一下韩非的遭际吧!\x0d韩非,是韩王安的儿子,他虽是战国末期最顶尖的人才,法家最杰出的代表,思想及政见均远超于在他之前的被秦孝公重用的商鞅,但“生于末世运偏消”,韩王的昏庸及韩国的积弱已使韩非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因而他退而著书,写成洋洋十万余言的文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当属真实可信.\x0d《史记·韩世家》中记载：“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公元前234年,秦王发兵攻韩,指明要韩非到秦国来,公元前233年,“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x0d《史记·韩世家》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都明确记载,秦王是先读韩非之书,慕韩非之名,继之胁迫韩非到秦国来的,而且韩非在秦国的时间仅一年左右,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由此可见,《说难》《孤愤》并不是韩非在囚秦时所作.\x0d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司马迁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向好友任安表明自己忍辱苟活的目的是想效法先贤.“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列举的这些古圣先贤都是身居困境而志向远大,都是因其有未完之心愿而忍辱负重,并且都是在险恶的处境中著书立说,司马迁以这些圣贤自比、自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韩非因屡次向韩王进谏而不被采纳,反而遭疏远,无奈之际,悲愤之余,满怀一腔报国之志的韩非只好退而著书.此时的韩非已是心灰意冷,无论其身处韩国还是囚于秦国,对于韩非而言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有其著书的信念和理想在支撑着他,这一点,和“每念斯耻,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司马迁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何其相似啊!\x0d所以,司马迁故意将韩非著书的时间说成是在囚秦之时,也就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