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

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

公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周年前的初夏时节,辛弃疾诞生于名城济南.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现存600余首.其间充溢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东坡齐名,史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曾进奏《美芹十论》及《九议》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前人对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论述充分,本文则多从军政角度观察辛弃疾的成就.可称“第三只眼看辛弃疾”.
　　少年英豪 初显身手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当时他就向耿京建议部队须向南方作战略转进.那时部队中也有一个擅长兵略的僧人义端,此公谈兵不倦,和辛弃疾是好友.他俩论述战略取长补短,一时形影不离.不料此公心怀异志,一日盗取军印逃逸.耿京以为二人既系密友,事乃弃疾唆使,欲对弃疾不利.弃疾请以三日为期,判断义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缉,斩其首来归,耿京遂刮目相看.后来部队转移的时候,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他在返回报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张安国杀害,立即率领五十余人的精兵小分队,长驱折返山东,实施一场精彩的奇袭.是日月黑风高,弃疾从海州直向济州扑去,在五万敌军阵营中,将张安国绑回南宋斩首.当时金人正在狂吃滥饮,弃疾捉到张安国后还乘势对军营外的士兵做了简捷的策反演说,然后纵马而去.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宋史·辛弃疾传》)
　　战略论文 眼光卓著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启用,拖踏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两千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剑,长大后或驰骋或攀援,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在此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份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四千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