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如何解释人口过剩

资本论中如何解释人口过剩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将会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论断.他具体分析到,如果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本应是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的,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在资本积累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趋势,而原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又并没有改变,所以资本中用于支付劳动力价值（即工资）的可变资本那一部分相对减少,于是就出现了资本与技术共同排挤工人而形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本文主要对马克思关于这方面在文中的具体分析做一梳理,详细展示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整个过程和机制,进一步提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在马克思革命论意义上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马克思在阐述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时首先假设了 “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本应存在的一种劳动力需求状况.关于这一点,他将资本的构成分为两部分.“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1]
在给定了“资本构成”的含义以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到,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2] 但是,事实上,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过程中,资本的可变部分是相对减少的.当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就成为积累最强有力的因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又表现在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这样,即使工人个体工资水平的绝对量有所提高,在巨大飞速发展的生产力面前,其所获得的由可变资本转化而来的工资报酬仍然是大幅度地相对减少了.关于此,马克思具体举了一个例子,即“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7/8,可变资本占1/8,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1/2,可变资本占1/2,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小了.”[3] 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这种生产率的巨大进步又和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生产中强大科技因素的渗入使得整个生产力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化.而就在这种生产力的超速度增长过程中,因为原有的那种“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劳动报酬支付的方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作为“活的劳动力”,成批的工人就在这种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逐渐被排挤到了应有的劳动需求之外,而成为仅仅充当“产业后备军”的相对过剩人口.
在文中,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分为三种形式,既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
“流动的过剩人口”主要是指城市和工业中心临时失业的工人.这些工人时而就业、时而失业,具有流动性.这是由于有的部门和企业因生产萎缩,或因采用新技术,或因资本转移,随时都要解雇工人；与此同时,另一些部门和企业却因生产发展需要吸收一部分工人.这种流动过剩人口还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循环而表现为：在危机阶段,失业人口增加；到复苏高涨阶段,许多失业人口又被资本所吸收.
“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业过剩人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农民破产；同时,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的广泛使用,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地甚至是绝对地减少.这样就在农村中也形成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和城市工业中的流动过剩人口不同,通常还守着一小块土地,一年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也极端贫困,是一种潜在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因为他们一有机会就流入城市、矿山、铁路、建设工地,从事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的工作.这部分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企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停滞的过剩人口”是由于过度劳动而早衰,或者是缺少资本家所需要的文化技术,往往经过多次失业以后,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有依靠从事家内劳动和打零工等勉强维持生活.他们的劳动很重,“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4]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他们是需要救济的贫民及其子女、孤儿及丧失劳动力和各种迫于生计的流浪者.
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以及它在数量上达到的一定规模,在后来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的革命论意义上是一种重大的推理依据和分析基础.他讲到,“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其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5]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又恰恰与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分不开.并且他最后对“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的那种肯定性结论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本身不可估量的战斗力和战斗决心之上的.这种战斗力不仅与无产阶级本身的数量规模相关联,而且是直接与无产阶级自身的状况以及由这种极端恶劣的状况所迸发出来的毅力决心密切相关联的.所有这些条件（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战斗力、战斗决心）,其最初都直接与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和产生来源紧密相关,所以,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论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巨大科技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共同排挤了劳动力,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而当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或规模以及他们的处境（如贫困状况,被剥削程度等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无产阶级就诞生了.马克思正是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展开他对社会革命以及制度更替的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