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区分是否有必要?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区分是否有必要?
论文形式的回答

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
索绪尔所建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作用是它使我们注意到语言是一项社会制度这一点（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他理解、定义语言的新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研究语言的新方法,无不向我们指出了语言符合“社会制度”这一概念的证据以及语言自身的性质所造成的这项制度的特点及特殊后果.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二分能够证明这一点.经过这样的二分,语言是属于集体的产物便得到了强调,因为这说明它不是说话者个人的行为,后者应当是“言语”.而语言,是所有言语行为必须遵守的规则.不论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可以是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是自由的）,他们赖以运用的规则始终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不自由的）.
如果说这一对概念道出了语言是社会制度这一本质,那么另一对概念——共时态与历时态——则道出了索绪尔把语言作为社会制度来研究（也就是从本质上来研究语言）的愿望.因为,根据索绪尔的观点,从语言的共时态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而从历时态中我们看到的是个别要素的偶然变化；那么显然,要研究这一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必须看到前者的面貌,而索绪尔对语言学最大的那些贡献恰恰是在前者上的.
开始这样的研究之后,我们便发现了个人在这个制度面前的消极.而语言在实现这一点上是有其特殊方式的.在索绪尔看来,概念不是先于词而存在的,而是语言这个中介,在一片连续的声音中划出了一段来辅助我们辨认从模糊的思想中划出的一块,我们才可能认清概念.这就是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作用于我们的方式：它依靠能指的各项间在物理上的差别（音段的区别）,来产生各项所指对我们显现出的不同于其他所指的意义,以此达成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样的方式造成了一个特点：我们能掌握某个概念,不是出于我们能单独理解这个概念,而是出于我们能体会到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的不同（就是说,每一个符号在系统中的价值是一种消极的价值）.如此一来,个人是不可能有自由地产生价值的行为的,有的只可能是他要理解的某个事物所在的系统给了给了那个事物什么样的价值.
在索绪尔的理解中,所有社会制度都在强制的传统与自由的行动间有一个平衡,不同的制度的平衡点是不同的.在语言这种制度中,强制要远远大于自由,这是出于语言自身的性质.
这一性质仍然是：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意味着能指和所指——在语言中,是音响形象和对某一事物的概念——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任意,即说明了这样对应既没有合理也没有不合理.那么既然这样的对应既已被一个集体在日常中自如地使用,就没有需要再改变了.这一由符号的一般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首要的.其次,不同于其他符号系统,语言这一系统中符号的数目庞大,且机构复杂,也导致了语言比其他符号系统更难于更改.于是不同于经常由人依据合理与否而改变的制度,这一项制度是不易改变的.事实上,我倒是认为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被提及,那就是语言是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制度.其他的制度,每个人可能只参与其中的一方面；但是集体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掌握运用着语言的每一个方面的.
然而我认为,索绪尔对于语言/言语、共时/历史这些划分的强调,恰好证明了他试图指出的语言的弱点：我们只有通过对不同的区分来理解世界,尽管差别很可能不是事物组成客观世界的真正方式（至少不是唯一方式）.所以我们应当明确这些划分的意义到哪里为止是有效的.它的第一个意义在于,挑战以往的语言学,提醒仅仅注意表面现象的人去关注普遍的性质.第二个意义则是性质被道出之后可提供给他人的启示：语言的真正角色是一项社会制度,这项制度太过普遍深入导致人们甚至看不清它的这一角色,然而正是由于它太过普遍深入,实际上我们很有必要去看清他；语言还是一项有不合理之处的社会制度,这项制度太过普遍深入导致人们甚至没有可能意识到它的不合理,然而正是由于它太过普遍深入,实际上我们很有必要去意识到这不合理.
除此之外,我们不必在无效的地方继续保持这些严格的划分,而是要看到它们的辨证之处.割裂拥有语言的社会与执行言语的个人、割裂共时的一般与历时的特殊,将造就欺骗我们走向绝望的谎言.要知道,不绝望才是我们在知道了语言对我们的压迫以后从它里面略微解脱的唯一途径：应相信,我们是有可能了解通过使用语言所了解不到的世界的,即通过不使用语言——甚至不是索绪尔创造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