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是怎样一个人物!刘禅的基本 知识俺是知道的,

刘禅是怎样一个人物!
刘禅的基本 知识俺是知道的,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相对的）,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冲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
莎士比亚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小时侯,我老子教育我时,可我总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听到不顺耳的地方,还想顶上两句.我之所以如此罗嗦,就是为了说明：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可惜大将姜维继续在外长期用兵,讨伐曹魏,蜀国的国力财里继续被大量被消耗在战场上.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世界两千年,中国五千年”,才出了一个大气的阿斗,我们还骂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谁扶不起?!是阿斗,还是我们,还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以成败论英雄,以统治需要论是非,是我们历史和现实最大的劣根.“如果没有对过去的正确历史认识,就谈不到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