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受宫刑语文作文需要

司马迁为何受宫刑
语文作文需要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的五千步兵不幸被匈奴八万精锐骑兵包围.尽管汉军“所杀过当”,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军覆没,李陵被俘投降.司马迁当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因看不惯同僚们落井下石的龌龊行为,忍不住替李陵辩解了几句,本意是想“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司马迁：《报任安书》）.没想到汉武帝一腔怒气正无处发泄,于是迁怒于人,认为司马迁,欲“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报任安书》）.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家族几代都为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自己生活在“君明臣贤”的西汉鼎盛时期,很受汉武帝信任,却不料遭此惨祸.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羞辱使司马迁蒙受了奇耻大辱.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报任安书》）腐刑使司马迁悲痛欲绝,一度几近癫狂.
　　司马迁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官居太史令,而且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为什么会因几句公道话而遭此惨祸呢?我们不妨把李陵事件与封建集权制性质、时代特质以及汉武帝本身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找出真正原因.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大一统意识强烈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文景以来的西汉盛世赋予了汉武帝张扬自大的个性特征——敢作敢为又喜怒无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其一.其二,西汉与匈奴关系是当时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李陵的投降使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大失脸面.其三,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仁义礼智信是衡量士大夫大是大非的重要标准.儒家的仁义观要求士大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李陵投降无论就国家利益来说还是儒家礼义来说,都是与之相悖的,所以汉武帝盛怒之下迁怒于他是必然的.可以这么说,司马迁受宫刑一是因为汉武帝喜怒无常的性格,二是司马迁自己政治观的落后和性格的迂阔.整部《史记》中反映司马迁政治观落后和性格迂阔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司马迁非常反对“均输平准”的措施,认为是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如果单就经济发展的共性而言,这并没有问题；但他却没有（或者不愿）看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的特殊性.当时汉朝处于与匈奴斗争的关键时期,而讨伐匈奴的成败对西汉帝国的整个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实施“均输平准”、集中全国之财力物力的举措是必要的.这正如世界现代史上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司马迁看不到（或者忽视了）这种积极作用,以共性来否定个性,这是极不恰当的.再比如,司马迁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举措是极力否定的.在司马迁眼里汉儒太“俗”.其实汉代“俗儒”乃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其虽俗,却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了社会进步的潮流.这与先秦“醇儒”的迂阔不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又比如,司马迁强烈谴责汉代“酷吏”.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汉武帝重用“酷吏”,正是打击豪强,消除动乱隐患、巩固大一统局面的积极表现,从总体上或主流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司马迁却对这些积极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耿耿于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看不到由于时势变化而“攻守之势异矣”的客观事实,拿落后的、保守的政治眼光来评判进步的社会特征.这是他所以遭致宫刑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悲剧性之所在.许多《史记》研究者在分析司马迁受宫刑的原因时,过分强调他与汉武帝的思想对立性,而忽视了应该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寻找原因,以至于得出了并不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