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作文网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11/13 10:50:44
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参考资料：
我们需要一个王者吗
——简评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含义
今年5月,著名学者刘小枫在知识界公然抛出了“国父论”的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让漫訾者更好滴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地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其公布了自己的讲稿.既然如此,本人也就恬不知耻地就起讲稿谈一下自己的意见,虽有一些哗众取宠的意思.但对我来说,这项工作既然能锻炼自己的思维,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在题记中引用了卢梭的一句话：“在今天,一个自由之士的所为,不过是在成为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而已.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而写作”.当下,中国知识界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很多,同时也极具市场.很明显,刘在此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敌人,而且说他们是“狂热分子.”且慢!此处我们必须明白自由之士可以等同于自由主义者吗?刘眼中的自由之士是指那些仅仅以“自由”为口号的人,而并不具有“自由”之品质.卢梭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革命过程中,正是其中的一些自由之士以“自由”之名行杀戮之实,因此也使得革命一波三折.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则以“自由”为行为准则,其绝不以强制压制异见.无论是左派,抑或是右派,只要尊重他者意见,皆是自由主义者.可见此处,刘打偏了靶子,当下中国,正是由许多人皆法国大革命在雅戈尔宾派的恐怖统治来反驳革命,妄图取消革命的合理性.自由主义者做的正是既不畏于政治强权,又不谄媚于民众,而是要保持睿智和清醒.
接下来,刘将枪口对准了“传媒和学界仍然习惯与凭靠”的“一些未经审视的时髦口号,”似乎他自己是天下皆醉而我独醒的那个人,是那个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其说：“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的意思是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是没有实现中国梦,可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清.”当然,此话的主语若联系上下文,可以确信的是“传媒甚至学界”里的人,是那些“成为媒体人”的教授,是其自以为是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可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中国梦”是指人民富强,而“宪政”只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手段,而非必经之路.刘接下来却偷换概念,将代议民主制等同宪政.“宪政”是指人民于政府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两者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方式,其相对的直接民主.若细分,代议民主制甚至不是宪政.而反观,当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是代议民主制的一种形式,那“中国梦”实现了吗?没有!如果实现了,谁还会说梦?
进而,刘为了反驳“代议民主制”并不代表“中国梦,”其以“一战”后巴黎和会无视“已经是代议制国家”的中国,将山东胶州湾半岛强行划分给日本为例,来进行论证.且不说当时的中国是否是真正的代议制,代议制只是人们的一种政治构想,它并不能保证屡试不爽.思想绝非万能,而刘以此一孤例,虽有严谨性,但却破坏了思想的美感,可以说是辩论中的下下之作.回头,我们回顾历史,巴黎和会事件后,救过愤然,学生游行示威,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代议制的作用可见一斑,若政府违背民意,其结果则是失民心,失天下.而刘以此否定代议制,难带是想否定伺候的“五·四”爱国运动吗?当然,刘不敢,其将话题转向国际空间,转向历史,妄图以民族情绪转移读者的眼光,故意不提历史后来的发展,企图证明其合理性,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用心.
此后,刘分章节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首先是：启蒙对政治常识的颠覆.其认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习惯用种种西方启蒙观念取代传统的政治常识,把种种启蒙观念变为自己的常识.”此话不假.但此处的“启蒙”并非实质的启蒙,对于此,邓晓芒在《什么是启蒙——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谈起》,对西方启蒙的实质做了说明,启蒙在西方语境中不是教导,而是承认人人都有理性,都可以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头脑,其没后的实质是人性,很显然,刘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启蒙,而欲将“启蒙”之祸转嫁给启蒙.启蒙并没有错,错的是欲望、无知.进而刘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政治常识：“国家施行德政,人民不仅生活的幸福,而且有德性”“德政才是判断政治共同体好坏最为基本的普世标准”.当然,刘的愿望让人钦羡.“德政”作为儒家传统,但是殊不知,当代社会以远远不同于儒家的传统社会,而当代儒家却不正视此种变化,而妄想以“德,”尤其是君上之德治理天下,甚是可笑.首先我们来看“德政,”“德政”并不一定是道德的.当代社会,人们已经无法达成共识,幸福对于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主观感受,而“德政”并不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在施行过程中必然伴随强制和欺骗.其次,我们来看幸福,国家能包办幸福吗?不能!
其次,我们来看幸福.国家能包办幸福吗?不能!再次,“德政”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定德政?很显然,在刘的话语中是国家.如果国家制定“德政”而不考虑民众,这显然不会是民众幸福.儿女刘其后却说“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法理上讲,一个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典范绝非等于它是道德的、正义的典范.”很显然,其再试图否定民主,但这又与上面矛盾.此诗,我们要问“何以保证德政的长久实施?”当然你,自由、民主并不能保证道德、正义,但是单纯依靠“德政,”即人治的话,则更不能保证道德、正义,因为我们无法保证国家不朝三暮四,不使用谎言、暴力.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保证德政的长久实施,而法律的合理与否,必须基于民主讨论、协商.让人民幸福、有德性,并不能依靠国家的德政,而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让“无力者有力,有力者前行,”有一块让幸福、德性生长的土壤.
至于启蒙对政治常识的颠覆,刘以“封建专制”来进行阐述,从他的法理上讲：“‘封建’与‘专制’使两种绝然对立的政治要素,”对于中国自秦到清的政治体制,早有学者提出异议.“封建”在汉语语境中是指分封建制,更确切的是指夏商周的政治体制,君主将土地及其上的治理权分封给贵族及功臣,形成邦国,邦国对君主负责,但是,这并不表明“封建”与“专制”相矛盾,“专制”是指统治机构与民众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有权力而无义务,民众有义务而无权利,而“封建”指一种上层建筑体制,两者并不矛盾.邦国也可以专制,即使是封建制.而刘由其法理认为“‘主权’概念源于独立君主有凌越现存封建和等级现状的绝对专制权力,从法理上讲是个‘反封建’的概念.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国之内的封建势力必然削弱国家主权.”此处刘的逻辑难道是“主权源于绝对专制权力?”其前文尚说近代中国的屈辱是源于“主权”的不完整,那么为了使我国能够立于世界民主之林,必然需要专制?哦,好吧.暂且放下这有罪推论吧.“主权”的形成前提必然是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恰如个体要求权利,正是因为其意识到了自我为何存在,因而“主权”是一个对外概念,其形成源于国家的形成.而“专制”是一个对内概念,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因此说“专制君主国之内的封建势力必然削弱国家的主权,”根本不成命题.因为刘小枫的逻辑在一开始就是错误,这也无怪乎其认为“‘主权’概念是封建制向君主专制转变的产物,”而刘借此肯定“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其肯定“西方比较政制史家”的观点,那么就不可否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舶来片概念,而近代的意义是指从大航海开始,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法理社会,契约制已经开始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以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里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为理念而形成的国家,其结果是建立了一套体制、规定了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限制专制的力量.而刘小枫说说的帝国体制并未形成一套契约式体制,而是权威,经济上“重农抑商”,伦理上推崇“礼乐”教化,并未形成政府与民众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对民众负责,仅仅处于统治的考虑,其并不承认人民有权利,只是“贱民,”而非公民.况且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所追求的是资本、经济利益,而传统的中华帝国所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的统治,是权力.刘有如此的错误,也足以说明其智识上的混乱,其说“专制并非邪恶政制的代名词,”看来也符合其“法理”.其澄清概念为其论点立证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逻辑一旦发生混乱,就难免误入歧途.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凭靠西方启蒙观念就过存亡,但是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亡这一政治任务而没有真正的认识启蒙.
基于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过,刘提出了“人民主权,”其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是如今所谓‘普世价值’论的基石.”当然,其在对“普世价值”标引号及形容其为“所谓,”显示了刘对它们本身的怀疑.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源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其基础是自由,是对个体的尊重和肯定,是人性.“人民主权”意指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源于人民.所谓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并不仅仅是其改变了以往的立国原则,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建立了一套迥异于封建制的制度.在法国大革命钱的波旁王朝,其合法性来自于神、上帝,其信奉“君权神授,”而非人民,正因其不合理地增加谁手表,才引爆了革命的导火线.
旧的君主专制旺旺自称“天子,”其代天立法,目的是证明其通知的合理性.但是当人民从对天、神、上帝的迷信、愚昧走出来之后,这种合理性就再也布局权威了.如其所说 “‘人民主权’原则就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在于：型塑通统治统一体的权利从王者身上转移到‘人民’身上,由共同体的人民而非圣王或圣贤来据顶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人民”是一个泛概念,人民如何行使其“主权”呢?如何才能防止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的暴力呢?这是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疑难杂症.刘也是基于“人民主权”可能导致大多数的专制而质疑“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意思是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与政府签订契约,要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是如何体现人民的利益呢?人民有千千万,各自诉求也不仅相同,因此人民需要代表,这就促使了政党制的转变,政党必须代表其支持者的利益才有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正当必须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表达其理念,接受人民质疑,同时还必须接受一系列社会组织机构的监督.
“人民主权”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人民”的权利同样应该受制约,防止“大多数的专制,”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有相应的机构防止这一有隐患.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辽幅广阔的地域,最应防范的是借此“代替人民”而不顾民意.纵然“人民主权”有隐患,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弃之不顾,反而“人民主权”是制约专制最有操作性的方法.
“人民主权”意味着反君主专制,并不意味着“‘人民主权’也必须以专制的方式反君主专制,”专制意味着统治阶层以武力或者利益诱惑,疑惑意识宣传等方式使统治者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不必向民众尽义务,对民众负责,受其监督.“人民主权”意味着“君权”民授,民众与政府签订契约,使政府具有正当性.而之所以相信民众,是因为人人都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虽各自利益诉求不同,但经过民主讨论,不然会形成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正是两者的区别.刘总在前将“人民主权”的概念抹黑,得出“‘人民主权’原则还得把专制权力延续下去,”正是为后来的“国父论”作铺垫.其后以美国为例,企图混淆视听,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熟不知当今中国早已不同于闭塞的当年,人民有许多途径接受外来信息,刘罔顾事实,仍单纯的以为人民的知识来自那几个学者.
刘引用卢梭“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其政体的性质打造而成的,”所以其认为：“最好的政体何以可能,取决于什么性质的政体才能培育出最富有德行的人民.”人治被体制塑造而成的,又反过来影响一个共同体的稳定.同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红色思潮”席卷全球,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虽有学生与政府的对峙,但是并未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当法国人民发现其所支持的学生在“无理取闹,”很快自觉地站到了政府的一边.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其后果,以史为证.
理论上最好的政体,并不一定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相反,有缺陷的政治设计并不一定不适合我们.
在诬陷完“人民主权”之后,刘开始阐释其“政治的新自然状态,”他引援霍布斯的人在自然状态之下是豺狼一样的战争状态.虽不说霍布斯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足以让所有人都信服,所以其前提就不具有说服力.单从刘的“法理”来看：“按自由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没有国家兴涛就谈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必须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当然,所有动物必须依赖共同体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即使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建立国家并非由于战争,而是契约,被赋予启蒙的是契约,而非战争.
为了进一步论证其“新自然状态,”其以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外来干涉为由,认为“革命引致的外部干涉和内战,直接导致的是国家生存危机.”“革命”在当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会收到旧势力的阻挡,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才将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带至全球,所以尽管其失败了,但我们仍然不得不用“伟大”来形容他.难不成刘想在此“告别革命,”借以磨砂抹杀革命的正当性?
尔后,其引援拿破仑以武力起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强制征兵、美国“9·11”后国家立法监听民众信息,似乎在论证启蒙价值在“战时状态”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战争状态”并非生活的常态.战时状态民宗之所以认同国家的“入侵,”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安全是保障人权的前提,但是刘借此反驳“人权高于主权,”首先,其将“战时状态”当做生活常态；其次,混淆人权、主权.人权对内,关系政府与民众；主权对外,关系本国与他国,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们高呼“主权高于人权,”其背后的逻辑是：人民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而西方以“人权高于主权”干预他国主权,也是基于以上该奶奶的混淆.
刘认为,在这种新自然状态下,“国家危难关头,考验的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领袖和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首先,“新自然状态”是否是战争状态,是否是国家危难关头?若是,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刘小枫在接下来却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档案中国和阶层具有怎样的政治德性,担纲者阶层的品质是国家政治存在的关键.”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其之前的论证：“‘德政’才是判断政治共同体好坏最为基本的普世标准.”之后,又论证“国家危难关头,”首先考研的是担纲者阶层,而如今两个观点合一,慢着!刘在此又将“国家危难关头”当作了生活的常态,为何?
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一个民族、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一个有战略眼观的英雄式任务的确可以挽救整个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若一旦这个共同体稳定之后,这个英雄式的人物机会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其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威胁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一套体系对其权利形成制约,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多是如此.例如.南坡伦掌权之后,便开始了侵略战争,给法国和他国人民带至战争之祸,但是,我们却无法否定其贡献,其颁布的《法典》解放了整个欧洲,甚至对后世法国也极具影响.但是这并不表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具有怎样的德性.”首先,当今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出于战争的危险关头,也不是英雄时代,哦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而是公民；其次,政治生活中,最首要的不是担纲者阶层,而是一个健全的体制,使整个阶层都能各居其位,各尽其能；最后,决定共同体生命力长久与否的不是德性.民主制虽是所有体制中成就最小的,但却是最具有生命力,因为其不以压制为前提.
刘认为两千年,中国一直葆有国家能力,“依靠的是具有优良政治德性的儒生阶层.”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想埃及、印度、巴比伦文明一样被毁灭,其原因绝非如此：
1·传统中国为农业经济,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如此的社会,除非遇到灾年,一般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动乱.除非是外族的入侵.
2·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家国”思想,始终为这个民族保存一丝生机,以致于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不会彻底沦丧.同事,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以致不会“亡国.”
3·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体制,使得传统帝国可以随时具有强大的军队应对内忧外患.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几乎沦落到亡国的地步,这是由于外族的入侵,传统帝国的军备落后以致其无法抵御入侵.尽管洋务运动的几十年对西方技术的学习,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究其原因是中国帝国腐烂不堪的体制输给了日本的中央集权.但这并不能说明集权专制要优于民主制,而是要说明传统中国长久的国家能力并非单单源于儒生的德性.判断一个国家能力并非以其统治时间为标准,而是基于其是否能培养就有德性的公民,如此,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长久.
刘认为启蒙观念“改变了担纲者政治德性的内涵,”以致近代中国革命者思考的不是“国家生存,”而是西方启蒙理念的实现.中国近代正是由于治国者的无能,而这是由于启蒙观念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没能产生一个具有真正“德性”的强有力地王者,因此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战乱、对外族侵略的无力都应归于代表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当代中国不需要自由主义者的启蒙,反而需要一个“王者,”因为他可以确保中华民族永葆光辉.
至此,刘的用意已经暴露无遗,但其仍然不肯罢休,其在此提出了难以真正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启蒙引起担纲者的精神分裂,”尔后,其具体评价中国百年共和的几个历史时期.刘认为当今有些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的年代,便从其“法理”上污蔑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受了西方启蒙观念影响的知识学人说：“北洋政府是宪政.”其大前提为“如今不是有些知识分子说,”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学界.宪政与否,并非依据是否有宪法,而是要看宪法的指点是否符合契约精神.所以其之后的观点便不能成立.在评论国民党之所有败走大陆,刘认为：“政党的德性品质低劣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共产党当年的胜利与天时、地利及其方针策略有极大关系,此论题可看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此处笔者不做过多讨论.
在评价毛时,刘面对这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文革.其认为“‘文化大革命’则具有世界意义,”其以美国为例为其论证提供合理性,却忽视了“文革”对整个民族造成的不可你不得灾难和精神创伤.其认为“文革”之祸,是由于“启蒙性彻底摧毁自然德性,共和国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终会追究到西方启蒙理念上.”好吧,“文革”无罪,有罪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启蒙观念,“文革”之祸于领袖无关!
刘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过错尽归于西方启蒙观念.刘小枫是还原启蒙实质,还是故意掩盖事实,另有所图,不得而知.最后引用其题记中的话；“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的支配”作为评价吧.
我们需要一个王者吗
——简评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含义
今年5月,著名学者刘小枫在知识界公然抛出了“国父论”的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让漫訾者更好滴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地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其公布了自己的讲稿.既然如此,本人也就恬不知耻地就起讲稿谈一下自己的意见,虽有一些哗众取宠的意思.但对我来说,这项工作既然能锻炼自己的思维,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在题记中引用了卢梭的一句话：“在今天,一个自由之士的所为,不过是在成为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而已.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而写作”.当下,中国知识界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很多,同时也极具市场.很明显,刘在此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敌人,而且说他们是“狂热分子.”且慢!此处我们必须明白自由之士可以等同于自由主义者吗?刘眼中的自由之士是指那些仅仅以“自由”为口号的人,而并不具有“自由”之品质.卢梭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革命过程中,正是其中的一些自由之士以“自由”之名行杀戮之实,因此也使得革命一波三折.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则以“自由”为行为准则,其绝不以强制压制异见.无论是左派,抑或是右派,只要尊重他者意见,皆是自由主义者.可见此处,刘打偏了靶子,当下中国,正是由许多人皆法国大革命在雅戈尔宾派的恐怖统治来反驳革命,妄图取消革命的合理性.自由主义者做的正是既不畏于政治强权,又不谄媚于民众,而是要保持睿智和清醒.
接下来,刘将枪口对准了“传媒和学界仍然习惯与凭靠”的“一些未经审视的时髦口号,”似乎他自己是天下皆醉而我独醒的那个人,是那个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其说：“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的意思是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是没有实现中国梦,可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清.”当然,此话的主语若联系上下文,可以确信的是“传媒甚至学界”里的人,是那些“成为媒体人”的教授,是其自以为是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可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中国梦”是指人民富强,而“宪政”只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手段,而非必经之路.刘接下来却偷换概念,将代议民主制等同宪政.“宪政”是指人民于政府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两者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方式,其相对的直接民主.若细分,代议民主制甚至不是宪政.而反观,当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是代议民主制的一种形式,那“中国梦”实现了吗?没有!如果实现了,谁还会说梦?
进而,刘为了反驳“代议民主制”并不代表“中国梦,”其以“一战”后巴黎和会无视“已经是代议制国家”的中国,将山东胶州湾半岛强行划分给日本为例,来进行论证.且不说当时的中国是否是真正的代议制,代议制只是人们的一种政治构想,它并不能保证屡试不爽.思想绝非万能,而刘以此一孤例,虽有严谨性,但却破坏了思想的美感,可以说是辩论中的下下之作.回头,我们回顾历史,巴黎和会事件后,救过愤然,学生游行示威,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代议制的作用可见一斑,若政府违背民意,其结果则是失民心,失天下.而刘以此否定代议制,难带是想否定伺候的“五·四”爱国运动吗?当然,刘不敢,其将话题转向国际空间,转向历史,妄图以民族情绪转移读者的眼光,故意不提历史后来的发展,企图证明其合理性,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用心.
此后,刘分章节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首先是：启蒙对政治常识的颠覆.其认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习惯用种种西方启蒙观念取代传统的政治常识,把种种启蒙观念变为自己的常识.”此话不假.但此处的“启蒙”并非实质的启蒙,对于此,邓晓芒在《什么是启蒙——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谈起》,对西方启蒙的实质做了说明,启蒙在西方语境中不是教导,而是承认人人都有理性,都可以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头脑,其没后的实质是人性,很显然,刘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启蒙,而欲将“启蒙”之祸转嫁给启蒙.启蒙并没有错,错的是欲望、无知.进而刘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政治常识：“国家施行德政,人民不仅生活的幸福,而且有德性”“德政才是判断政治共同体好坏最为基本的普世标准”.当然,刘的愿望让人钦羡.“德政”作为儒家传统,但是殊不知,当代社会以远远不同于儒家的传统社会,而当代儒家却不正视此种变化,而妄想以“德,”尤其是君上之德治理天下,甚是可笑.首先我们来看“德政,”“德政”并不一定是道德的.当代社会,人们已经无法达成共识,幸福对于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主观感受,而“德政”并不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在施行过程中必然伴随强制和欺骗.其次,我们来看幸福,国家能包办幸福吗?不能!
其次,我们来看幸福.国家能包办幸福吗?不能!再次,“德政”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定德政?很显然,在刘的话语中是国家.如果国家制定“德政”而不考虑民众,这显然不会是民众幸福.儿女刘其后却说“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法理上讲,一个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典范绝非等于它是道德的、正义的典范.”很显然,其再试图否定民主,但这又与上面矛盾.此诗,我们要问“何以保证德政的长久实施?”当然你,自由、民主并不能保证道德、正义,但是单纯依靠“德政,”即人治的话,则更不能保证道德、正义,因为我们无法保证国家不朝三暮四,不使用谎言、暴力.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保证德政的长久实施,而法律的合理与否,必须基于民主讨论、协商.让人民幸福、有德性,并不能依靠国家的德政,而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让“无力者有力,有力者前行,”有一块让幸福、德性生长的土壤.
至于启蒙对政治常识的颠覆,刘以“封建专制”来进行阐述,从他的法理上讲：“‘封建’与‘专制’使两种绝然对立的政治要素,”对于中国自秦到清的政治体制,早有学者提出异议.“封建”在汉语语境中是指分封建制,更确切的是指夏商周的政治体制,君主将土地及其上的治理权分封给贵族及功臣,形成邦国,邦国对君主负责,但是,这并不表明“封建”与“专制”相矛盾,“专制”是指统治机构与民众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有权力而无义务,民众有义务而无权利,而“封建”指一种上层建筑体制,两者并不矛盾.邦国也可以专制,即使是封建制.而刘由其法理认为“‘主权’概念源于独立君主有凌越现存封建和等级现状的绝对专制权力,从法理上讲是个‘反封建’的概念.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国之内的封建势力必然削弱国家主权.”此处刘的逻辑难道是“主权源于绝对专制权力?”其前文尚说近代中国的屈辱是源于“主权”的不完整,那么为了使我国能够立于世界民主之林,必然需要专制?哦,好吧.暂且放下这有罪推论吧.“主权”的形成前提必然是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恰如个体要求权利,正是因为其意识到了自我为何存在,因而“主权”是一个对外概念,其形成源于国家的形成.而“专制”是一个对内概念,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因此说“专制君主国之内的封建势力必然削弱国家的主权,”根本不成命题.因为刘小枫的逻辑在一开始就是错误,这也无怪乎其认为“‘主权’概念是封建制向君主专制转变的产物,”而刘借此肯定“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其肯定“西方比较政制史家”的观点,那么就不可否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舶来片概念,而近代的意义是指从大航海开始,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法理社会,契约制已经开始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以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里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为理念而形成的国家,其结果是建立了一套体制、规定了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限制专制的力量.而刘小枫说说的帝国体制并未形成一套契约式体制,而是权威,经济上“重农抑商”,伦理上推崇“礼乐”教化,并未形成政府与民众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对民众负责,仅仅处于统治的考虑,其并不承认人民有权利,只是“贱民,”而非公民.况且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所追求的是资本、经济利益,而传统的中华帝国所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的统治,是权力.刘有如此的错误,也足以说明其智识上的混乱,其说“专制并非邪恶政制的代名词,”看来也符合其“法理”.其澄清概念为其论点立证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逻辑一旦发生混乱,就难免误入歧途.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凭靠西方启蒙观念就过存亡,但是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亡这一政治任务而没有真正的认识启蒙.
基于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过,刘提出了“人民主权,”其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是如今所谓‘普世价值’论的基石.”当然,其在对“普世价值”标引号及形容其为“所谓,”显示了刘对它们本身的怀疑.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源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其基础是自由,是对个体的尊重和肯定,是人性.“人民主权”意指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源于人民.所谓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并不仅仅是其改变了以往的立国原则,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建立了一套迥异于封建制的制度.在法国大革命钱的波旁王朝,其合法性来自于神、上帝,其信奉“君权神授,”而非人民,正因其不合理地增加谁手表,才引爆了革命的导火线.
旧的君主专制旺旺自称“天子,”其代天立法,目的是证明其通知的合理性.但是当人民从对天、神、上帝的迷信、愚昧走出来之后,这种合理性就再也布局权威了.如其所说 “‘人民主权’原则就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在于：型塑通统治统一体的权利从王者身上转移到‘人民’身上,由共同体的人民而非圣王或圣贤来据顶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人民”是一个泛概念,人民如何行使其“主权”呢?如何才能防止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的暴力呢?这是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疑难杂症.刘也是基于“人民主权”可能导致大多数的专制而质疑“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意思是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与政府签订契约,要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是如何体现人民的利益呢?人民有千千万,各自诉求也不仅相同,因此人民需要代表,这就促使了政党制的转变,政党必须代表其支持者的利益才有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正当必须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表达其理念,接受人民质疑,同时还必须接受一系列社会组织机构的监督.
“人民主权”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人民”的权利同样应该受制约,防止“大多数的专制,”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有相应的机构防止这一有隐患.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辽幅广阔的地域,最应防范的是借此“代替人民”而不顾民意.纵然“人民主权”有隐患,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弃之不顾,反而“人民主权”是制约专制最有操作性的方法.
“人民主权”意味着反君主专制,并不意味着“‘人民主权’也必须以专制的方式反君主专制,”专制意味着统治阶层以武力或者利益诱惑,疑惑意识宣传等方式使统治者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不必向民众尽义务,对民众负责,受其监督.“人民主权”意味着“君权”民授,民众与政府签订契约,使政府具有正当性.而之所以相信民众,是因为人人都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虽各自利益诉求不同,但经过民主讨论,不然会形成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正是两者的区别.刘总在前将“人民主权”的概念抹黑,得出“‘人民主权’原则还得把专制权力延续下去,”正是为后来的“国父论”作铺垫.其后以美国为例,企图混淆视听,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熟不知当今中国早已不同于闭塞的当年,人民有许多途径接受外来信息,刘罔顾事实,仍单纯的以为人民的知识来自那几个学者.
刘引用卢梭“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其政体的性质打造而成的,”所以其认为：“最好的政体何以可能,取决于什么性质的政体才能培育出最富有德行的人民.”人治被体制塑造而成的,又反过来影响一个共同体的稳定.同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红色思潮”席卷全球,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虽有学生与政府的对峙,但是并未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当法国人民发现其所支持的学生在“无理取闹,”很快自觉地站到了政府的一边.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其后果,以史为证.
理论上最好的政体,并不一定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相反,有缺陷的政治设计并不一定不适合我们.
在诬陷完“人民主权”之后,刘开始阐释其“政治的新自然状态,”他引援霍布斯的人在自然状态之下是豺狼一样的战争状态.虽不说霍布斯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足以让所有人都信服,所以其前提就不具有说服力.单从刘的“法理”来看：“按自由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没有国家兴涛就谈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必须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当然,所有动物必须依赖共同体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即使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建立国家并非由于战争,而是契约,被赋予启蒙的是契约,而非战争.
为了进一步论证其“新自然状态,”其以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外来干涉为由,认为“革命引致的外部干涉和内战,直接导致的是国家生存危机.”“革命”在当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会收到旧势力的阻挡,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才将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带至全球,所以尽管其失败了,但我们仍然不得不用“伟大”来形容他.难不成刘想在此“告别革命,”借以磨砂抹杀革命的正当性?
尔后,其引援拿破仑以武力起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强制征兵、美国“9·11”后国家立法监听民众信息,似乎在论证启蒙价值在“战时状态”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战争状态”并非生活的常态.战时状态民宗之所以认同国家的“入侵,”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安全是保障人权的前提,但是刘借此反驳“人权高于主权,”首先,其将“战时状态”当做生活常态；其次,混淆人权、主权.人权对内,关系政府与民众；主权对外,关系本国与他国,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们高呼“主权高于人权,”其背后的逻辑是：人民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而西方以“人权高于主权”干预他国主权,也是基于以上该奶奶的混淆.
刘认为,在这种新自然状态下,“国家危难关头,考验的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领袖和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首先,“新自然状态”是否是战争状态,是否是国家危难关头?若是,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刘小枫在接下来却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档案中国和阶层具有怎样的政治德性,担纲者阶层的品质是国家政治存在的关键.”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其之前的论证：“‘德政’才是判断政治共同体好坏最为基本的普世标准.”之后,又论证“国家危难关头,”首先考研的是担纲者阶层,而如今两个观点合一,慢着!刘在此又将“国家危难关头”当作了生活的常态,为何?
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一个民族、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一个有战略眼观的英雄式任务的确可以挽救整个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若一旦这个共同体稳定之后,这个英雄式的人物机会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其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威胁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一套体系对其权利形成制约,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多是如此.例如.南坡伦掌权之后,便开始了侵略战争,给法国和他国人民带至战争之祸,但是,我们却无法否定其贡献,其颁布的《法典》解放了整个欧洲,甚至对后世法国也极具影响.但是这并不表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具有怎样的德性.”首先,当今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出于战争的危险关头,也不是英雄时代,哦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而是公民；其次,政治生活中,最首要的不是担纲者阶层,而是一个健全的体制,使整个阶层都能各居其位,各尽其能；最后,决定共同体生命力长久与否的不是德性.民主制虽是所有体制中成就最小的,但却是最具有生命力,因为其不以压制为前提.
刘认为两千年,中国一直葆有国家能力,“依靠的是具有优良政治德性的儒生阶层.”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想埃及、印度、巴比伦文明一样被毁灭,其原因绝非如此：
1·传统中国为农业经济,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如此的社会,除非遇到灾年,一般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动乱.除非是外族的入侵.
2·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家国”思想,始终为这个民族保存一丝生机,以致于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不会彻底沦丧.同事,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以致不会“亡国.”
3·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体制,使得传统帝国可以随时具有强大的军队应对内忧外患.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几乎沦落到亡国的地步,这是由于外族的入侵,传统帝国的军备落后以致其无法抵御入侵.尽管洋务运动的几十年对西方技术的学习,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究其原因是中国帝国腐烂不堪的体制输给了日本的中央集权.但这并不能说明集权专制要优于民主制,而是要说明传统中国长久的国家能力并非单单源于儒生的德性.判断一个国家能力并非以其统治时间为标准,而是基于其是否能培养就有德性的公民,如此,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长久.
刘认为启蒙观念“改变了担纲者政治德性的内涵,”以致近代中国革命者思考的不是“国家生存,”而是西方启蒙理念的实现.中国近代正是由于治国者的无能,而这是由于启蒙观念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没能产生一个具有真正“德性”的强有力地王者,因此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战乱、对外族侵略的无力都应归于代表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当代中国不需要自由主义者的启蒙,反而需要一个“王者,”因为他可以确保中华民族永葆光辉.
至此,刘的用意已经暴露无遗,但其仍然不肯罢休,其在此提出了难以真正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启蒙引起担纲者的精神分裂,”尔后,其具体评价中国百年共和的几个历史时期.刘认为当今有些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的年代,便从其“法理”上污蔑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受了西方启蒙观念影响的知识学人说：“北洋政府是宪政.”其大前提为“如今不是有些知识分子说,”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学界.宪政与否,并非依据是否有宪法,而是要看宪法的指点是否符合契约精神.所以其之后的观点便不能成立.在评论国民党之所有败走大陆,刘认为：“政党的德性品质低劣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共产党当年的胜利与天时、地利及其方针策略有极大关系,此论题可看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此处笔者不做过多讨论.
在评价毛时,刘面对这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文革.其认为“‘文化大革命’则具有世界意义,”其以美国为例为其论证提供合理性,却忽视了“文革”对整个民族造成的不可你不得灾难和精神创伤.其认为“文革”之祸,是由于“启蒙性彻底摧毁自然德性,共和国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终会追究到西方启蒙理念上.”好吧,“文革”无罪,有罪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启蒙观念,“文革”之祸于领袖无关!
刘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过错尽归于西方启蒙观念.刘小枫是还原启蒙实质,还是故意掩盖事实,另有所图,不得而知.最后引用其题记中的话；“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的支配”作为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