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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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不管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从中国的《春秋》,都写的是战争,有战争就离不开屠杀,可以肯定的说战争是人类族群之间对争议难以协商解决后最激烈的反应,关于杀戮对我们人类来说,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的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了,其虽违背人类追求和平之心愿,却和平总以战争为前提与代价. 在我们国家关于第一次大屠杀的记载,也许算是秦军活埋四十万赵军的历史悬念了,之所以说是悬念,是因为司马迁《史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依然没有被考古所证实. 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起震惊世界大大屠杀,一是德国日耳曼民族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导致的大屠杀,另一起则是日本军队在我国南京对平民进行的大屠杀.自己原来有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看看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希望有勇气面对惨烈的人性,一定要写点深刻的沉重的愤恨,每次看到图书画册那参悟人寰的照片,内心的愤懑不由自己涌上心头,但自今年的4月29日看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历史的沉重依然存在,但纪念馆给自己的印象,尤其是万人坑,完全没有读书期间第一次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给的震撼力大. 中日本一衣带水,唐朝更有遣唐使虚心学习中国礼仪文化从而推动日本大化革新之美谈,但20世纪中日因这场战争引起的恩怨不仅持久的而且可能依然会持久下去的,这场恩怨的悲哀就在于它一直存在于中国民间而不是官方.但时至今日,对这场战争中的屠杀事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反省力度并不深,依然和停留在普通百姓的水平上——私人仇恨的层次上,从学术角度来讲,没有给这个重大事件交出满意的答卷.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关于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这一重大事件,作品可以说已经非常的多了,但齐格蒙·鲍曼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再次重新解读了大屠杀为何得以在德国发生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德国民众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对犹太人是最友善的,就和作者说的,德国“对犹太人的大众仇视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广为传播”.即使“史料证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已经在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而没有断裂”.齐格蒙·鲍曼对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以往其他因战争或者其他纷争引起的屠杀的区别做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就如齐格蒙·鲍曼在作品里说的：“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的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大大多数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生活里也从未想过去杀人”.但他们在国家,这个冷酷的最无情的形而上的动物召唤下,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以服务于国家的名义给展示出来并付诸于实践了,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他是在致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齐格蒙·鲍曼给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则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哥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大屠杀漫长而曲折,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它肇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如果没有现代化理性产物的官僚制,大屠杀在齐格蒙·鲍曼看来,绝对不可能这么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的实施,这一点齐格蒙·鲍曼的看法是建立在历史的论证上的,因为在大屠杀过程中,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被扼杀,原因齐格蒙·鲍曼认为是“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风”. 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已经在欧洲的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并一直没有断裂,但在欧洲大陆上,德国算是对犹太人最友善的国家与民族,但为何大屠杀在希特勒等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下为何就爆发了,齐格蒙·鲍曼认为原因就在于,德国在向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国家转化过程中,社会功能的失调,导致了的道德本能的分崩离析,使得的民众的道德归属感没有了基础.这样原来属于社会与道德自我调整的领域被国家权力代替,因此“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最终的结果是,取代冲突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的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在把个人对族群的偏见转化为一种系统的思想过程中,这个知识谱系的逻辑如此被演绎——首先是希特勒等个人偏见,其次在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后转化为种族主义歧视的一项政策,最后通过系统的官僚制转变为一种思想.这个逻辑过程“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从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力的人所为”.“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这本着则要求站在犯罪的一边”. 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到彻底靠理性设计生活方式,不仅被证明是彻底为本人性的,扼杀人的道德性与自省能力,是一种失败的表现,也是耻辱,因为“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理性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 日军在我国南京的暴行,不同于德国日耳曼民族对犹太人之态度,从现有史料来看,首先日本是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谋划对华战争的；其是当遇到中国军队之抵抗后,通过杀鸡给猴看的方式,通过对国家都城南京之恐怖行为,以达到所谓军事家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军事目的；从抗争诸多战役之衡阳保卫战来看,日军也将我国军队不仅仅当做一个敌人来对待,更是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让人惋惜的是,道光15年好像就相对精确统计出中国人口数字已达4万万,时至今日对日军屠杀我国同袍依然无精确的具备说服力之数据,可悲可叹.在我个人看来,这些都不同于欧洲的大屠杀. 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按照齐格蒙·鲍曼的看法是理性的失败,最高激情与最高理性对人类生活来说都是有害的,而最高理性对人类的自相残杀总是最有说服力,当我想到马克思要剔除人的道德性,把人类生活纳入一个完美设计的伊甸园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恐怖而不是幸福. 发生在德国的大屠杀,其背离了欧洲文明从苏格拉底开始,经亚里士多德,它牢固统治着罗马法,在中世纪,经过基督教,精确地加以系统化的自然法传统,在启蒙时代,自然法又盛极一时,促进了我们人类的文明,但二战的大屠杀则彻底背离了这一传统,但同时促进了自然法的再次复兴,带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对人权利保护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