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作文网唐甄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3 23:38:08
唐甄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 顺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
《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 龙椅--皇权的象征
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 清吏误人子弟“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 清吏
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
.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政治主张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 清朝市井图
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编辑本段心性学说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编辑本段经济思想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 清朝市井图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编辑本段唐甄的财政观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 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 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编辑本段生产观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编辑本段
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
《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 龙椅--皇权的象征
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 清吏误人子弟“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 清吏
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
.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政治主张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 清朝市井图
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编辑本段心性学说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编辑本段经济思想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 清朝市井图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编辑本段唐甄的财政观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 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 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编辑本段生产观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编辑本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