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巴金随想录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仟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来的《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仟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仟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妥协的性格.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加以鞭挞的内容,他曾经是一个以“五四”精神为人生探索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经过了一场浩劫之后,才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觉新性格”,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仟侮,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权威秩序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