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若渴、举贤不避亲的作者是谁

求贤若渴、举贤不避亲的作者是谁

求贤若渴 任人唯贤
来源：摘自《中国古代用人的思想和艺术》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求贤若渴,十分重视选拔人才工作,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唐贞观年间,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发现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整天陷在事务堆里,一天之内要阅读处理几百件公文,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选拔人才这件大事,就生气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身为仆射,就应该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家大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拓宽识人渠道,为国家察仿贤能智慧之士.你们现在整天陷在事务堆里,哪有时间帮我选拔贤能之士呢?”于是给尚书省下诏书：凡是琐碎事务一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疑难重大的事务,才交给左右仆射处理,把房玄龄和杜如晦从繁忙的事务堆里解放出来,让他们主要考虑国家大事,特别是考虑如何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问题.历史上诸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刘邦发布求贤诏”等故事都是有作为的帝王求贤若渴,把选拔人才作为成就大业的第一要务来抓的范例.
帝尧通过七种办法对舜进行考察后,认为舜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之才,于是决定起用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有人说：“帝位还是应该传给您的儿子丹朱.”帝尧说：“我儿子丹朱的德才都不能与舜相比,把帝位传给舜,虽然丹朱不高兴,但是对天下人有利；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高兴了,但天下人受害.我不能让天下人受害而让丹朱一个人高兴啊!”于是,帝尧把帝位传给了舜.
任人唯贤不能机械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推荐与自己有矛盾的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任军尉是任人唯贤.
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问题.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对魏征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选拔官吏上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的太对了,全面的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
但在历史上也有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集团总的目标任务的需要,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如汉高帝刘邦在创业年代,大胆任用“盗嫂受金”的陈平.三国时期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中都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第一道《求贤令》中讲,选人以才为主,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点毛病也可以启用.第二道《求贤令》中讲,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陈平“盗嫂受金”,但他能帮助刘邦成就汉朝基业；苏秦最不讲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第三道《求贤令》中讲,陈平、韩信是市井无赖,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但他们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只要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用兵之人,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积极举荐上来.
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从客观上、整体上把握“德”的标准.从用人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制约用与不用的标准是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陈平、韩信、苏秦在当时社会上不能说口碑很好,不能说道德品质很好,但就是因为他们在德的内涵里面属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那么一部分是好的,符合当时政治集团的需要,他们就被大胆地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