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961年我国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经济困难?

1959年—1961年我国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经济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
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在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原因
当时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加上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从而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当时政府倡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缺少燃料,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缺少炼钢的原材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它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尽管人口仍然增长,但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其1951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