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以后的事法国割地赔款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事

普法战争以后的事
法国割地赔款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事

维也纳体系崩溃后大国体系的重建
1848年的自由革命和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彻底打破了标榜正统的维也纳大国协调体系,欧洲进入一个缺乏大国联合维持均势的动荡时期.经过一系列测试实力与满足个别列强利益的战争,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为正统均势划上了句号.如果均势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看不见的手（正如市场规律于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表现）,那么基于新原则的大国均势体系必然得以重建.这个新原则深刻打上了德意志帝国设计师的烙印-现实政治.
大国均势体系必然得以重建还因为欧洲已经习惯在多极均势的框架下处理国际关系,偶有离经叛道者,如拿破仑,也从未成功.均势自身已成为惯性,拿破仑III对此厌恶至极,结果却将法国200年之欧陆优势地位彻底毁掉.小心经营均势不但是外交艺术,也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须严肃思考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
传统的均势五强没有变化,但是力量分配发生根本变化.传统上法德位于欧陆的两端并拥有优势,中欧普奥虽稍弱但足以借德意志邦联理论上的协防自保.而英国扮演局外“守夜人”或者说局外平衡者的角色.普法战争后,法国的优势不再,德意志帝国以一个中欧强国的面目出现,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失掉了威望,而这个威望本来还能装点一下它虚弱的门户,与匈牙利的联合（1867年）带来的利益和问题几乎一样多.俄国在逐渐从克里米亚失败中走出来,但是步履蹒跚.英国的习惯是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只在均势崩溃的决定时刻义无返顾加入维护均势的行动,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不做（ALL OR NOTHING）.但是如何判断均势的决定时刻却变的困难,因为德国是靠内部统一而不是对外扩张改变了传统均势格局,没有判断就没有行动,很快英国就习惯于对欧陆什么都不做,专心于全球殖民帝国的建设.均势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那么也不能仅凭自发,因为均势的格局因为多极力量组合有太多可能,合乎逻辑的设计与精心的安排才能产生一个有生命力的均势,否则还需推倒再来.
困绕新的大国格局有两个致命伤：作为普法战争后遗症的法德关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属的领土争端；英国、奥匈和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长期利益冲突.有这两个因子存在,新的大国格局中各个国家的力量组合失去了许多弹性和选择,而传统均势认为均势体系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力量组合.从实践看,法德很难走到一起,奥匈与俄国,英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利益无法调协.因此新的均势体系是个很难保持力量平衡的体系,只能勉为其难的暂时维持现状.
各国的判断
英国传统上是均势“守夜人”,但是普法战争后它的表现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这有先例可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伙同法兰西第二帝国对俄国为了巴尔干开战.然而巴尔干危机显然不能作为均势平衡者介入的理由,巴尔干危机难道是威胁均势存在的危急时刻吗?在英国看来,为了满足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可以是的；在法国看来,为了打破神圣同盟,也是的；放到欧洲的全局看,则显然不是.没有英国的支持,拿破仑III不会进行军事冒险,实际上英国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热衷超过法国,因此英国至少要对维也纳体系的崩溃负有责任.
英国之所以能做均势的平衡者,是因为英国对欧洲大陆无予无求,然而当英国仅仅因为欧洲以外的利益而与欧洲大陆国家发生瓜葛,它就不能做一个冷静的局外人,判断也会出问题.普法战争后英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列强集体疯狂瓜分世界的时代,与其他列强在欧洲之外的冲突只会越来越多,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放到欧洲的小舞台上,英国人的平衡者角色只能勉为其难了.
普法战争后,英国与俄国的矛盾从近东一直延伸到中亚和远东.一个自视为平衡者的国家竟然长期和均势体系内的一个国家敌对,那么均势体系内实际上就没有一个称职的平衡者,尽管它没有结盟,有表面的行动自由.日后的布尔战争将说明它的行动自由有多尴尬.英国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海外,自然对欧洲形势的变化反应迟钝.它可以用德国是基于统一而不是对外扩张改变了传统均势来给自己无所作为找解释；当看到俾斯麦有意走到台前扮演公证人（1878年柏林会议）,它乐于躲到背后,殊不知四战之地的中欧帝国担任此种角色一点都不合适.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先天不足,内忧外困,其处境实际上比第二帝国更加糟糕.背上复仇与收复失地的承重包袱的法国其实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难有作为.在工业化时代人口的几乎零增长、煤铁资源的严重不足意味着在军备和人力上相对于德国的长期劣势.在外交上,欧洲大国中唯一的共和制度意味着寻求盟友需艰难跨过意识形态的门槛.普法战争后法国立即寻求与俄国的接近却没有太大效果说明在没有重大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跨越意识形态障碍的艰难.相反,披着保守主义外衣的三皇同盟在俄奥有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竟然也能实现.法国过去可以没有盟友,因为它足够强大,即使衰弱也能再起.现在却不能没有盟友,因为只有借助结盟它才能击倒德国,甚至说免于被德国侵略.对德国处于战和两难的境地,结果是对德不战不和,只能等待机会.继承拿破仑III的海外冒险政策对欧洲以外进行殖民活动是第三共和国加强实力与威望的重大抉择.俾斯麦也乐于法国人这么做,因为法国将要面对的是英国的敌视.实际上,1869年欧仁尼皇后参加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被英国人视为对英国近东利益的巨大挑战.
奥匈帝国的二元制意味着帝国的两难选择.向巴尔干的扩张是对1866年失败的补偿,奥地利也需要新的领土来补血.匈牙利则担心随着巴尔干地区加入帝国,匈牙利的政治地位将下降.对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风暴的威胁时刻存在.向巴尔干的扩张将加重这种威胁,因此扩张不仅是外交和军事问题,同样也是内政的头疼问题.俄国则没有这些顾虑,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下,俄国希望把土耳其帝国彻底肢解并占领.奥匈的考虑是即使奥匈暂时不向巴尔干扩张,也要阻止俄国这么做.奥匈需要借重英国的力量,直到后来德国的介入.对德政策也在改变,弗兰茨 约瑟夫皇帝对1866年的失败久久不能释怀,但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军事表现让他感到雪耻无望.匈牙利的安德拉西主政后主张对德友好,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东方三君主国中最弱的奥匈不可能同时与两个比它强的邻居交恶.
俄国用复杂的心态来看待德意志帝国的崛起.长期以来,俄国将普鲁士看作它的小伙伴,现在却要与它平起平坐.尽管利用普法战争,俄国得以修订1856年《巴黎和约》,重返黑海,但是克里米亚的梦魇还是常常困扰它.向巴尔干的扩张是长期既定国策,而且俄国在此问题上并不需要结盟,因为它想独占巴尔干.它需要的是其他列强的默许和承认.英国和奥匈在巴尔干问题与俄国作对,那么争取德国的友谊对俄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德国按照俾斯麦的设计实现了统一,为了消化这个果实,德国需要和平.俾斯麦低估了法国人对失去领土的仇恨以及法国恢复的速度.作为应对之策,它有；两个选择：1）与法国和解,领土不归还,和解根本没有可能.2）保证德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都好于这些国家与法国的关系,孤立法国.按照第2个选择,德国就需要与其他列强进行利益交换以获得支持,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德国卷入境外事务,甚至所有欧洲范围的国际事务,因为它要和除法国以外的每个列强协调关系.
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德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