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的讲词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的讲词
我很快要上台作演讲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作一作讲词的内容.
(讲词的内容请长一点)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渊源,有人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近代的社会学,因此认为社会学在中国其实是早已有之.抛开以古为荣的陋习不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古代的思想家所留下的深刻的理论见解和绝妙的隐喻确实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近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理论,从而开创了多元自我研究的新局面,并为社会互动理论大师米德的自我理论铺就了理论基础.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长期的经验积累——在理论归纳之前,肯定已经有精彩的经验论述.在西方如此,中国也是这样.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以人为镜”的丰富记载.


（一）“以人为镜”的论述与内涵

中国古代的“镜”称之为“鉴”.古时最常见的镜子是青铜做的,故称青铜镜为“鉴”.唐太宗李世民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就是中国古代“以人为镜”思想不是最早却最经典的表述和记载.《尚书·酒浩》中说：“古人有(言) 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庄子·则阳》说：“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 《墨子·非攻中》：“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於水而镜於人’,镜於水,见面之容；镜於人,则知吉与凶”.这是先哲对远古人类生活状况的总结.由此可知,人类在水鉴和铜鉴发明之前,曾长期存在着一个以人为鉴的时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是以人为鉴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为镜来梳理各自的形象.这在动物世界中仍然可以见到,尤其以灵长类动物更为突出.这种现象后来慢慢被水鉴所代替.水鉴是怎样出现的呢?生活中要饮水,水中的倒影就是自己的容貌了.经过一次次的实践,先民们开始认识到在流水中看不清自己的形象,而只有在止水中才能见到自己投在水中的形象.《庄子·德充符》说：“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这应该是孔子对陶器时代出现之前古人以静水照容的描绘.而那个时间相当久远,至少在万年甚至几十万年至百万年以前,从考古发掘出土物便可以知道人类很早就追求美,以树叶为衣,以羽毛做冠,以兽鱼骨牙制项链.这些不仅让别人看,而且也要到静水边一睹自己的容貌.
中国古代关于“以人为镜”不仅有着详细的文献资料记载,而且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成语词典对“以人为镜”的解释是将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 於,以；监,通“鉴”,镜.《国语·吴语》：“王其盍亦鉴於人,无鉴於水.”韦昭注引《书》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后以“以人为鉴”谓将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似乎仅限于特定的事和人才能有意义.但我们看到唐史对太宗与魏征的君臣关系的记载：帝后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书一纸,始半稿,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其大略如此.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很明显,唐太宗把魏征等作为自我的“概化的他人”即镜子来看待的.作为唐太宗的一位爱卿,魏征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说‘今魏徵逝,一鉴亡矣’；但作为一代名君,要治理国家就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此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受情绪的影响,克制自己,才能纳逆耳忠言,通过广大的言臣谏客的进谏来认识自己,使自己的人格不断的完善,所以期待公卿侍臣‘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

（二）“以人为镜”对中国社会思想的贡献

“以人为镜”对中国古代人格修养的贡献很大,古代大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提倡和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如儒家的“慎独”思想就和“以人为镜”相辅相成.只有当人在独处的时候和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出高度的人格统一,我们才能够称其为真正的君子.英语里面也有一句谚语说：Do on the hill as you would do in the hall.讲的就是这种不管他人是否在场都能够以他人来监督自己的“以人为镜”的意思.纵览古今中外,能正确用“鉴” 的人,大都是有所建树之人.战国齐国大夫邹忌的妻、妾、朋友都说他比城北徐公长得漂亮,可他与徐公比后(以人为鉴),发觉自己不如徐公.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终于悟出妻说他美是“私我”(爱我),妾说他美是“畏我”(怕我),友说他美是“有求于我”.邹忌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感悟出一番政治道理,认为越是居高位者所受蒙蔽就可能越深(“王
之蔽甚矣!”),于是他巧设辞令,讽喻齐王除蔽纳谏.齐王以邹忌忠言为“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开创了齐国政治开明、国力日盛的局面.
古人关于对交友和察人的思想是“以人为镜”的实际运用.孟子提出认识他人的两条途径：一是直接观察法；二是间接推测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要了解一个人,可以从其所接触的周围人而推测.孟子正是用这一方法,推测尹公之是端人,而推测“其取友必端”.孟子还用反向的间接推断法,如要观察在朝的臣子,可以看他所招待的客人,要观察外来的臣子,可以看他所寄居的主人,即“观近臣,以其所为客；观远臣,以其所为主”.孟子还明确地指出,在考察人的时候,不可盲目服从多数,应克服认知偏差,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的这种重调查研究,广泛收集各种人的意见,尔后作出认知结论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以人为镜”的类似表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是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孔子说：“夫人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已想干的事可以要求别人干,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要强加于人.孔子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严于责已、宽以侍人,提出“躬自厚则薄责于人,则远恕也”.意思是谦恭自已要多要严,要少责备别人,这样就可以远远地离开怨恨了.这与“以人为镜”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只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很难做到这一点.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深谙知己与知人的关系,他崇尚孔子的思想,认为：“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知己,惟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意即要学会正确地对待别人,首先要了解别人,而且要通过别人来了解自己.
另外,通过“以人为鉴”发展出了“以民为鉴”思想,并为理想的君臣关系模式和政治治理树立了典范,并且在唐太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关于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孟子论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所谓的“君”,实系指“国君”,即诸侯.“以民为鉴”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古代的军事家孙膑则从“以人为鉴”思想中总结出“以敌为鉴”光辉军事思想.《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军争篇》总结：“饵兵勿食,归兵勿遏……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在古代的一些重大战争中,运用心理战让敌人知难而退,如诸葛亮的空城计使得司马懿不得进攻就是充分利用战争敌我互动关系的典型.当然,从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兵不厌诈”原则和反间计的运用与 “以人为鉴”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把握的.



（三）“以人为镜”对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近代社会学思想通过对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发展出了近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知识.而我国古代的“以人为镜”思想则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区别可能是西方人讲究先知而后行,而中国人则是知行合一或者是行而后知,甚至是行后而不知.
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古代辉煌的社会思想遗产,也不能以此作为否定社会心理学对中国人的解释力的依据.相对于系统的人格理论,本我,自我,客我来说,库利的“镜中自我”及米德的“概化的他人”是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和不可或缺的中间概念.而我国古代的“以人为镜”的思想却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因此只能在经验的阶段原地踏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是早熟而发展停滞的,从“以人为镜”和“镜中自我”的比较来看,确实如此.
这也许和中国人的思维重形象和类比,而西方人重抽象和逻辑归纳有关.但我想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学说太注重为现实服务了——对“无用方为大用”的理论是不感兴趣的.可是中国的现实发展又太缓慢,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还是从生产关系来看,都是停滞不前.这也许是我们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无法与西方抗衡的深层原因.
从历史上的“以民为鉴”、“以古为鉴”到今天的“以洋为鉴”也许值得我们警醒.是该好好的发掘我国精神文化遗产、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时候了.不管是“以人为镜”也好,还是“以我为鉴”也好,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思维的反向性,并由它成就了人的思维的可塑性.因此,人能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思考和行动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