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怎么样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怎么样

政治书写力图把一种空洞的文学语言转换为科学语言.我们可以发现,在语词与语词之间是不可移易的固定搭配,而句子与句子之间是严格的政治句法.因此,所有的书写活动并不关注语词的具体内涵或者作者的内心感受,而仅仅是在完成一种代数运算式的或者几何推理式的符号演算活动.譬如,“三面红旗”、“一大二公”成为了无法拆开的短语组合；关于“党”的修饰语一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而关于某一活动的支持方,其排列顺序一定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于某一结论的证明必须要诉诸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且用加粗宋体表明这一结论在整个文本中所具有的振聋发聩的性质,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语句也以这种方式成为了公理集或定理集.所以,当无产阶级书写中出现了“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正确地指出了...”诸如此类的语句时,其性质类似于一个几何学家在草稿纸上写下“根据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 但是,这种“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借用了科学语言程式的政治活动——时刻提示着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也就是说,这种科学在历史中展现自身,科学本身是历史性的；简言之,相对于科学,历史始终“在场”.因此,当文本被赋予了历史的线性时间性质之后,关于某一立论的证明过程也就被转换成关于无产阶级的叙事过程,而这种叙事又因为其本身是科学上的证明过程而获得了逻辑必然性,所以,逻辑和历史具有了同一性,而“形而上学世界观”也由此为“运动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世界观”所取代.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何谓“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何谓“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何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她在历史中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而一个阶级的价值同样视其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历史发展而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种不断重复的“必然”始终指涉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必然”规律）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和政治的元叙事——无论是对巴尔扎克文学所做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评价,还是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宣读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都必须以这一元叙事为最高标准. 历史始终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是关于历史必然性之科学所带来的、对于历史的信仰.然而,历史-科学的双重结合既抛弃了历史的偶然性（这体现在任何一个个别事件都可以归诸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个人的本质在于他/她的阶级属性,个别事件的本质在于它所处的社会形态）,也抛弃了科学的可证伪性（任何一个事物/事件都可以通过这种科学进行解释：社会的动荡不安是矛盾普遍性的反映,而人民公社对生产的“促进”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并由此变成了宗教：毛泽东的名字不能被直接说出口（十诫之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而必须以“毛主席”示人,林彪则成为“林副统帅”；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类似于肯定神学中对上帝性质的描述：全知（omniscient）、全能（almighty）、至善（ultimate goodness）等等.在群众运动中,屡见不鲜的是以我们-您这种交流模式表达群众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主席由此变成全在（omnipresent）.但是毛泽东并不是神,他是领袖,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只能把他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摩西,而先知则是那些带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上帝是不需要叙事的,而领袖则是伟大历史剧中的一员,他参与了此剧并照亮了整个历史：所以他是“红太阳”. 无产阶级书写在历史-科学-宗教的三面体中发现了自身的所在,这种奇特的组合笼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书写活动的上空,并在时至今日的官方媒体和历史-政治教科书中顽固地停留.但是,当它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被识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令人讪笑的奇异景观：在小品中一句“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台词会引发哄堂大笑.如果确如弗洛伊德所言,诙谐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释放被压抑的力比多活动,那么今时今日的状况默默地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这种书写依然是一种压制性的活动；另一,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种压制的合法性了,或者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然不再是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