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怎么样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怎么样

题记：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给自己理了理读这本书的思路. 马克思对法国1848—1851年革命的“摸骨”与“相面” ——《路易61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后 作为老友,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为本书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该段引文皆出此）.而这,是因为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建立的纯粹资产阶级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边观察边评论分析,马克思写了很多关于法国历史、法国革命的作品.《路易61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系作者在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1851年12月）后所写相关七篇文章的集合,评析了1848年2月二月事变至1852年2月期间所发生的事.从中,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及其对波拿巴政变与革命的认识.现略述如下. 马克思对于历史、过往特别看重.文章刚开始,他就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从此处开始,引文均出自本书正文）在这本书里,马克思便充分给1848—1851年法国革命“相面”,回顾了这段时期各党派的争斗. 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的法国革命,马克思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二月时期； 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 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在这三个阶段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保皇党（波拿巴派,十二月十日会）先后占据历史舞台.而无产阶级在刚开始不久便“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并且“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 这期间,除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外,党派自身也有前后冲突、党派迷失、内部分裂等问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本书中,马克思对此均作了详细分析,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从物质基础、阶级性的角度,对各种势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这段革命作了“摸骨”. 对此种观念、方法,马克思在分析组成秩序党的正统派（忠于波旁王朝的大土地资产阶级）和奥尔良派（忠于七月王朝的金融资产阶级）二者之间的不同时表述非常明确.他说,“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各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有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由此来看,在之前所说尊重过往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问题,重在事物的物质条件,并且要特别分析其阶级表现与阶级实质之间的差别.表现在本书,即在前几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该阶段资产阶级各派别的表现与自身实质及由于自身代表立法权而与代表行政权的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而这二者之间,前者——各派别自身矛盾,与各党派之间的争斗是本书的分析重点. 就这时期的党派的斗争而言,马克思以新旧革命相区别,认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不断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它不得不背水一战,勇夺胜利.对于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渐趋完备（马克思认为在秩序党统治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马克思认为其是这种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现在的分析,正是革命中自我批判的一分子. 依生产力、阶级性判断各派的先进性,马克思比较了新旧革命期间各党派争斗的关系.1848—1851年期间,各派的前后承继,与旧革命不同.旧革命时,每一个党派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当该党派推进革命以至于自身跟不上革命脚步,不能领导革命时,它后面的先进党派便使其完结,从而获得革命的指挥权.而1848年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先后登场.前者依附、支持后者,待后者获得了统治权后,又将前者甩掉,转而以后自己的后者.即落后者在先进党派依附、支持下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又将其抛弃,依附于更落后党派.就这样,各党派前后相继,革命一直在倒退.最后,秩序党统治时,又需要特别依靠军队（刺刀）. 而实际上,军队是整个革命阶段的刺刀,在保护的同时,又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这在共和派与秩序党时期表现最为明显.马克思曾说,“‘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做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没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 资产阶级各党派最初联合起来,袭用旧社会“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格言作为军队的口令,以激励军队征讨无产阶级.这种维护秩序、安宁的要求,使得各党派不能放开手脚保护、扩大自身利益.故而面临各种问题时,各党派不敢过分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措施,反而与通过行政权来对抗自身立法权的波拿巴不断合作、妥协.最后,秩序党统治时,虽然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但其现实考虑（维护议会制共和国以维护自身统治）与其过往历史背景（忠于君）的矛盾一直存在,故而畏缩不前,不能继续向前革命.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渐趋完备,秩序党所代表的立法权与保皇党波拿巴派所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秩序党在维护秩序的考虑下,不断退让,为波拿巴派和民主派利用,渐渐失去议会多数,对于代表立法权的议会渐失控制.于是,秩序党想借军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立法权力,但最终却被波拿巴派联合军队逼迫下台. 总的来看这阶段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法国人从事革命摆脱不了对拿破仑的追念,故而波拿巴得以担任总统；他们又害怕革命的危险（特别是这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故而一退再退,并最终导致了波拿巴的雾月政变.除此以外,马克思还从法国第一次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统治下实施的各项措施展开,依旧从当时所承继的过去开始,批判分析当时的社会,解释波拿巴政变的内涵与意义. 旧革命时,封建制度崩溃,君主专制作为革命对象,逐渐为军事官僚政府统治所代替.由于“革命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公民的统一”,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中央集权得以发展,并且政府权力也得到扩大了.拿破仑最终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同时,革命解放被奴役的农民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而小农阶级分散无力,“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表现在旧革命时期,小土地所有制,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补充了城市中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是令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而此时,封建制度已然瓦解,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小农受到资本的奴役,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非协调.资产阶级各党派虽相互争夺,但其对小农则一味打击——既惧怕革命小农的觉悟,又害怕保守小农的对抗.这种打击,更加强了保守小农（革命小农终究是少数）对帝制的依赖.又因历史传统的缘故,他们迷信拿破仑会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自己.这些都被波拿巴利用之.波拿巴所极力宣扬的“拿破仑观念”更是显证.其中,小土地所有制便是波拿巴必须维护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 除此以外,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还有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三个.这种不受限制的政府是维护小土地这种“物质的”制度、镇压革命小农的,宗教的安慰和军队的保护也是保守小农所需要的.故而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 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以后,基佐（属资产阶级）评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而马克思则认为,“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这可以算作彻底的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阶段仍是革命“通过涤罪所的历程”.革命,19世纪新的革命,“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即马克思所说,该阶段的共和国,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仍然不过是社会共和国的幽灵,尚未达到真身的程度.1848—1851年革命,是19世纪革命在自我倒退、自我批判,以便像波拿巴一样的,承继着过去落后的幽灵,“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如此,又经过自我反思而得以清醒,革命,在新的阶段,可以更加彻底地破除旧的事物.并在这些旧事物的基础上,破旧出新,展露新的面貌. 怀着这样的展望,马克思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早先,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改造一旦完成,注重实际、理智的洛克便排挤了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称道的《圣经》十二小先知之一的哈巴谷）.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约61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早先借助古罗马复活带来的英雄气概,以理想和艺术的形式蒙蔽自我,消解革命中的自我牺牲、恐怖战争的方式,需要由以积极向前看的、务实的观念来指导的勇于革命的方式所取代.波拿巴虽然置身于这样的地位,看起来像是扮演了类似旧革命中的英雄角色,但他只不过是处于自我矛盾处境的小丑.此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会推翻小丑波拿巴的统治,并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所代表的小土地所有制,以建立新的物质基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维克多61雨果《小拿破仑》和蒲鲁东《政变》.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在与自己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作品中,是值得注意的两部.其中,维克多61雨果尖刻、机智地痛骂波拿巴,认为这个事变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本段引文均出自马克思为本书1869年第二版写的序言）.马克思以为,雨果在说波拿巴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巨人,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对自己的著作,马克思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通过这些,可以反映出马克思的充分自觉.而这种自觉与他将具体的事物抽离本身,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事物有关.这种广阔视角,给马克思带来的,是对历史的洞察,更是对未来的憧憬.精神是蓬勃向上的. 这在马克思对革命的认识中非常明晰.他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这段话中否定表示的是旧革命,正面表示的便是新革命.马克思本书即在批判分析旧革命幽灵的同时,积极寻找新革命道路上的英雄气概.只不过,它不再半遮面,寄托于过去,而是勇敢地行动,向往着未来. 读完本书,笔者对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有些想法.马克思对于基于物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确实宏大,给人很多的启示.马克思认为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会迎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间的斗争必将是未来的主要斗争、主要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以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当是其前提条件.（当然,这点列宁同志给出了别的解答）可是,着眼于对立的两个阶级、两种不同革命,反而会让其他的方面依附、附属于它,从而使对于其他方面的认识是基于它而产生,有可能会忽视这些其他方面本身或另外的内容.当然,问题要抓主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的一点.不过,在目不转睛地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他,由此带来的后果,或许会像马克思评论的雨果一样,仅仅是突出了这一方面,反而自己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摸骨”虽有“相面”的配合,自身骨子里的东西也在起作用.这时候,自觉是很重要的.再者,每个时代都会有些变化,身处其中,可能与之前时代或之后时代的人看法不同.即便物质基础的作用非常强大,但在世界运转中,不只是物质基础在起作用.或者某一段时期,这种作用并不像想象地那么明显,反而是其他方面的东西起了主要作用.另外,马克思本人对于革命新旧的认识,基于过往历史,基于自身观念,仍可看出过往精神观念对他的影响.比如,他对革命前进的认识,我想,孔多塞的历史进步观念,马克思是躲不过的.这并不是说是一个人的问题,整个时代的观念可能便是如此.毕竟马克思也是身在那个时代的人.而本书对于修辞、隐喻、暗示等的使用很多,或亦可见其时代特色.希望自己以后能多些书,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及其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