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郭沫若赞美孔子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五四时期,郭沫若赞美孔子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注意：五四时期

一、郭沫若孔子观的形成和发展
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中,郭沫若对孔子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截取的角度、筛选的范围、分析的层次,评价的尺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深深地浸润在他的思想、人格、著作中,浸润在他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郭沫若对孔子的评价不单是文化评论家的评价,更是历史家、思想家的评价.他的孔子观有一个由文学家到历史家,由文化到哲学,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说来,经历了受胎、滥觞、成熟和滞留四个时期：
（一）青年时代是郭沫若儒家思想的受胎期.还在十七八岁学习先秦诸子时,曾有过一个抄本,主要是摘取一些“警粹的文句”,目的是“供做文章时可以运用的辞藻”.他说,“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研究,但也总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期了”.
旧时以儒学为主的教育,使郭沫若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郭沫若在家庭关系上重视孝弟.1916年11月在日本致信慈母,引《孟子》书“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一语,以祝寿辰.同年12月,又寄信引曾子言赠兄弟,互勉：“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能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些,说明了他对孔子思想的兴趣.
（二）20年代是郭沫若研究孔子的滥觞时期.这个时期是我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年代,一方面是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理和批判.郭沫若的思想也处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中,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文学,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还是中国的道家学说和儒学,以及墨子、惠施等的学说和王阳明的静坐修身等,他都表现出浓厚的兴味.因为学医,使他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说：“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我精神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当他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后,便毅然放弃了从医的旧旨,一头扎进了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化的研究中.
早在1921年5月,郭沫若在《我国思想上之澎湃城》一文中,就提出了先秦古代文化,才是最纯粹的华夏文化的观点,说那是一座“中国的潮湃城”.他想拂去这座“澎湃城”上面的“熔岩与炭质”,发掘出埋没在地下人类文明的精华来.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是这座“澎湃城”里最优秀的宝藏,并研究了《孔子晚年定论》的问题.对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失掉信心.辛亥革命提倡新学、洋务,“五四”运动时高喊“打倒孔家店”,把孔子思想与封建糟粕等同起来,把孔子看成中国积弱和落后的罪魁祸首,而加以全盘否定.郭沫若认为这是对孔子的误解,使孔子学说像“澎湃城”一样,被埋没在无光的黑洞里.
1923年1月,郭沫若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新年专号,用日文写了一篇《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中批评了对孔子的误解,他说：“现在的人大抵以孔子为忠孝之宣传者,部份人敬他,一部份人咒他.更极端的每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部归咎于孔子.唱这种暴论的新人,在我们中国实在不少”.为此,他大声疾呼为孔子鸣不平,说：“诬枉古人的人们哟!你们的冥蒙终久是非启发不可的!”很显然,这是他对“五四”以后一般学者“扬墨抑孔”,对孔子、孔学采取全盘性否定的作法,表示了抗争和不满.他说：“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可是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古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他赞扬孔子有 “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郭沫若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被看成“异端邪说”,只有创造社的成仿吾,则表示赞赏.成仿吾把郭沫若的文章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在《译后附识》中这样写道：“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出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以我所知,只有郭沫若数年来的研究”.
郭沫若并不完全颂扬孔子,他只是站在传统文化本体主义立场上,又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力图寻找一种融中西为一体的现代理论模式.就在这年5月,郭沫若又发表了《论中德文化书》,论及中德文之异同时,指出：“我国的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文化如同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没有受些儿外来的影响”.并且认为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是属于“动”的,“进取”的,“注重现实,注重实践”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建设新文化中,既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更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这些看法,确定了郭沫若日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观走向.
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文化意识开始发生转变,在吸吮西方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接受了当代世界最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时,郭沫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研究中国文化.他针对当时“孤军派”、“醒狮派”等国家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攻击,说“共产主义要废除私有财产”、“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共管”、“共产共妻”等言论,写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假想马克思来到文庙访问孔夫子,两人交流学习、思想,发现彼此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马克思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主张竟“不谋而合”.紧接着又在与陶其情讨论“马克思进文庙”中,解释了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和孔子思想的相似之处.关于“君君,臣臣”,他说,“只是相对地各尽职分的意思,并不是君有绝对的尊严,臣当绝对的服从”.在谈到孔子的孝时说：“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会叫人不孝,也不曾叫人不要家庭”.又说“至于‘家文而后治国’的话,就是说要一国之中各个家庭都要整整齐齐,然后国家才能不乱”.这些看法对当时的思潮,虽有几分奇异,却也令人耳目一新.
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学说不仅不是“冰炭难容”的,而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说：“孔子是王道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大同主义者”.为了发现马克思与孔子的共同之处,他决定“费五年功夫”把《资本论》译出并加以比较研究.他说,不仅孔子思想被人误解了,马克思的学说同样不见得是“谁也知道”的.他很自信地说：“我对于孔子的思想自信还相当有点研究,我不是盲目地攻击他的人,他是怎样,我还他怎样.我也并不是要借他的光来抬高马克思,我也并不是要借马克思的颜料来把孔子画成红脸,他是怎样,我还他怎样.这是我研究的态度,也是我们研究一切学问应取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原则上是强调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但从我国的现实斗争看,由于特殊的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一传播到中国,便与我国传统的儒学对立起来. “五四”以后孔学就被当成封建糟粕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批判.郭沫若当时看到这种现象,并提出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可贵的.
（三）40年代是郭沫若研究孔子的成熟期,为了推动抗战的需要,他连续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四个以先秦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剧,竭力宣扬孔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人生哲学.1941年夏天,郭沫若在向文工会作关于孔子的学术报告中,对历代统治者按照自己的要求涂饰孔子,改变孔子的本来面貌很不满.接着又在“抗建堂”谈诗歌创作的讲演中,引用一首赞美孔子的名诗：“大哉孔子,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又无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表示了自己对孔子的崇敬和高度评价.1943年6月6日,吟咏了一首七言古诗《孔丘》,高度赞扬“孔丘四十而不惑”,“笔削严谨成春秋”,表示要像孔子那样有“为人须争第一流”精神.这首诗是郭沫若评价孔子的一个纲,就在这个“纲”的指导下,郭沫若对孔子的政治态度、伦理思想、哲学观念、认识论和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人格和道德等作了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检讨》、《十批判书·后记》、《战时中国历史研究》等论著中.
（四）50年代以后郭沫若的孔子研究出现了滞留现象,他虽在《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著作中,对孔子不相信鬼神,“天”是自然变化等唯物思想加以肯定,在参观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时写了几首诗,隐约流露出对孔子的景仰和崇敬心情,但却失去了早期的热情和40年代多方面的肯定.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还写《蜥蜴的残梦》,对他的孔子观作了自我批判.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仍然受到“四人帮”的批判,说他是一个“尊儒”派,宣扬孔子是为了“复辟”.
二、郭沫若孔子观的基本点
1920年,郭沫若与宗白华讨论诗歌问题时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pantheim （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kintisch（灵活性）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这段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郭沫若孔子观基本点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慨括里,首先是对孔子政治态度的肯定.郭沫若据他充分的史料依据,认为孔子在政治上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封建社会的韧带”,“同情人民解放”,“在各家里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
在伦理思想上,郭沫若认为孔子强调的,一贯的核心观念是“仁”.“仁”的内容十分丰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志士仁人”,“杀身以成仁”,“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天下归仁”等等.他说这些“仁”最根本的含义“是克己而助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郭沫若认为有了这种“利他行为”和“牺牲精神”,就能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做到“仁者不忧”,“仁者必勇”,“当仁不让于师”.郭沫若对孔子关于伦理思想“仁”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人类第一次对“人的发展”,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权利的最早的肯定.“第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上是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在哲学思想上,郭沫若认为孔子的天道观是进步的,对孔子不信鬼神,否认“天”和上帝十分赞赏.他认为孔子的“天何盲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观点均表明孔子对鬼神的怀疑和否定.郭沫若还对孔子天道观的来源、性质、特征及其不足都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孔子的天道观来源于老子,但又有所发展,“并建立了本体说来代替了上帝说”,把上帝之“神”改造为“理神”、“万物皆神的泛神”.因此,郭沫若认定孔子是“一个泛神论者”、“本体能论者”；同时郭沫若也指出,孔子否定神权并不彻底,只是“敬鬼神而远之”,表现出矛盾的现象.孔子相信“命”,而且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在郭沫若看来,孔子的“命”或“天命”具有积极意义,而“分明是一种必然论,和宿命论是有区别的”.
在认识论和教育思想上,郭沫若对孔子作了更多的肯定,他认为孔子“确实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民”原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些是孔子教育思想最杰出、最光辉的部份.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教民”思想与“后起的道家、法家的愚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后世有人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话,解释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因此否定其教育思想有进步意义.他认为孔子这两句话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孔子先后思想的矛盾；第二是再传弟子纂辑顺序发生了“混淆”.不然,这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很不相容.按照孔子的整个思想,是主张打破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专利权,把教育普及到下层人民,是承认老百性应该受教育的,是同他政治思想上“仁道”、“人民本位”、“爱人”的思想一致的.
在古籍整理和文艺思想上,郭沫若认为孔子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艺术家、文艺思想家,是中国文艺的始祖.他说“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典文学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些事业,非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手是不能企冀得到的”.郭沫若还看到,孔子首先是重视文艺的政治和社会教化作用.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致的,而且成为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影响着历代中国文学艺术.其次,孔子也非常重视实践,他主张“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自律”,那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 “不断自励,不断向上,不断更新”的人生哲学,便是一切文学创作之源.同时,孔子对于音乐俊美的感受性、理解力是超群的,以至于听音乐达到忘我程度,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种“体魄与精神”两者高度相结合的力量,“能拓国门之关”.
在人格道德上,孔子的崇高思想境界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崇高的精神榜样,为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对它的认识远远没有穷尽,研究更远远没有结束.可以预见,90年代的世界,孔子又将成为研究的热门,无论历史界、哲学界、思想界、教育界,亦无论在国内,在台港,在东南亚国家,乃至西方世界,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地位、影响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当前紧迫的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孔子的思想作出科学的总结和评价.郭沫若和其他孔学家,对孔子已作过研究和努力,对我们今天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郭沫若研究工作中坚实的考据,严密的说理,可贵的创新,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赢得了学术界的注目和高度赞扬.但是郭沫若的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仍然存在局限和缺点：虽大胆,也有故意标新之处；虽对孔子给予充分肯定,仍有过誉之处；方法虽严密,也有不实之处；虽充分评价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却有附会、片面之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孔子所应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