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作文网人的一生中智力会有变化吗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7 23:24:17
人的一生中智力会有变化吗
比如小时候有136,那么长大了会变少还是会变多呢?
比如小时候有136,那么长大了会变少还是会变多呢?
影响成年智力活动的主要因素
一、文化历史因素
人从出生到青年,再由中年到晚年,难以避免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文化历史因素会在成人个体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差异很可能影响到成人的智力活动.不少研究者考察了这种文化历史因素给智力带来的影响效应,即很多发展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伙效应”.
群伙指的是同一时代出生的人,如均为1950年出生者,他们的基本背景相同或极为相似,如营养条件、受教育水平、大众媒介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的改变等.不同群伙之间,由于所处文化背景及人生经历的差异,在智力活动上也会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别.沙依对西雅图追踪研究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分析比较后发现,处于同一年龄的不同群伙在基本心理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Schaie,1996）.比方说,1910年出生的人在20岁时达到的智力水平低于1924年出生的人20岁时达到的智力水平.也就是说被试的基本心理能力水平与其出生年份密切相关,出生越晚,基本心理能力水平就越高.沙依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文化历史不断发展导致的结果.人类社会总是越来越进步,人们的营养和医疗保健条件越来越好,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受大众媒介与科学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人类的整体智力水平也就越来越高.
弗莱恩（Flynn,1987）比较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数个国家不同年代18岁公民的智力测验结果,发现年代越近智力水平越高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智力水平因时代演进而提高的幅度特别大（如有的国家的智商分数最大可提高25分）,在流体智力测验上的提高幅度要大于在晶体智力测验上提高的幅度.有意思的是,相距30年的代际间智力差异相当于相差30岁的人（如20岁和50岁）在横断研究中的智力差异.弗莱恩的研究结果因影响了很多研究者对智力发展及智力测验的看法,故往往又被人称为弗莱恩效应（Flynn effect）.1996年,心理学家奈瑟（U.Neisser,1928—）曾组织过专门的研讨会对此效应进行解释.相当部分人认为应该排除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从文化历史变化角度去理解这种效应的产生.因为遗传进化的效果一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体现出来,而是往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世代.一些研究者指出,产生这种效应的文化历史因素主要体现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营养状况不断改善,童年生理疾患愈益减少,父母对个体成长越加关心,以及学校教育条件愈发优越等.很明显,这与沙依的观点基本一致.
吉尔里（Geary,1996）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中美成人在算术能力上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虽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青年人的成绩都要优于老年人,但是中国青年人的成绩要显著比美国青年人高,而中美老年人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吉尔里认为,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智力表现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天赋的种族差异造成,而最可能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因为倘若是天赋因素造成,则应该所有年龄段的成人都存在相同的文化差异.申继亮等（2000a）也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比较了中美成人智力发展的年龄特征,同样发现不少智力成分（如语词、归纳推理和数字运算能力）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即智力的文化差异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他们强调文化历史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数学能力上,之所以年老的中美成人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年轻的中国人明显高于同龄的美国人,在于这些年轻中国人都出生于1978年之后,从这时开始中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生活条件上、身体健康状况上、中小学基础教育上以及社会对知识的重视上均比1978年前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且中国1978年后的中小学教育及少儿家长相比于美国更注重数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可美国社会在1978年前后并无中国这样大的变化.年老的中美成人在数学能力上的差异不显著,则可能由于1978年之前在对此能力有影响的文化历史因素上,两国并无太大的差别.
二、教育因素
从前面所述的智力发展可塑性及文化历史因素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教育对成人智力发展的影响.然而,教育对智力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它是如何对智力发展产生影响的,一直是许多心理学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对成年期智力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现象,许多心理学研究者（Salthouse,1999）专门以受教育水平为中介因素对此进行分析与解释.他们常以个体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作为衡量受教育水平的指标.这些研究表明,老年被试平均受正规教育的年限要少于年轻被试,并且倘若控制年龄与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则成人智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变得很不明显.他们中的有些研究者还比较了同一年龄组被试中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个体之间在智力活动上的差异.例如,有研究结果显示,上过中学的老年人在智力测试上的成绩显著高于仅上过小学的老年人.申继亮等（2001）对中国老年人日常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所作的研究中也发现,受教育水平不但是路径分析中对日常问题解决能力直接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且还通过影响基本心理能力间接地对日常问题解决能力产生影响.一些研究（如Willis,et al.,1992）还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不仅在能力测试上的成绩更高,而且保持稳定不下降的持续时间更长,或者随年老下降的幅度更小.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到老年人能力发展的稳定性.此外,有研究指出,受教育水平不仅与成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关系紧密,而且与成人所能达到的智力发展阶段有显著关系.例如,蒂尔（Diehl,1998）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达到后形式运算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尽管关于受教育水平与成人智力发展显著相关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是教育因素在实际中怎么样影响智力发展仍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难题.比如,现在人们基本上以受教育的量（如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来考察教育的影响,而很少从受教育的质上去进行分析.比方说,受教育年限一样长的人并不意味着受到了同等水平的教育影响,更不必说,不同时代接受同样时间的正规教育（如都是九年）具有很不相同的教育内涵.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都随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可是,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很难对这种教育因素的质的差异下一个操作定义,甚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内容越新、手段越先进的教育必定比内容较旧、手段较落后的教育对智力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不少研究者（Salthouse,1999）认为,受教育水平对智力活动的影响,并不能单纯归为教育所带来的知识增长及技能提高方面的因素.比如,在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往往只有家庭经济条件好和社会地位高者才可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受教育水平与智力水平显著相关并不全是教育因素本身造成的,可能受教育水平高者的智力水平较高是由于家庭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等更为优越导致的.还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之所以智力水平高,是由于他们更容易形成有利于维持或促进智力水平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从事智力活动的时间相对较长,或者,他们更有机会从事以智力操作为主的活动,从而他们的智力水平保持得也更好.
鉴于绝大多数有关成人智力发展年龄差异的研究都是以智力测验为评价工具,有研究提示,受正规教育少的老年人不如受正规教育多的年轻人成绩好,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正规教育多的人考试或测验经验更多,对测验的反感和焦虑也相对较少造成的,二者间的实际智力水平并没有测试结果显示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Salthouse,1999）分析说,纵使受教育水平果真会对智力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看待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智力差异跟教育水平的关系时还得考虑到,老年人之所以智力测验的成绩不如年轻人,可能是由于他们脱离正规教育的时间相对更长造成的.例如,假设正规教育的结束时间都为22岁（大学本科毕业）,则60岁的老人已脱离正规教育38年,而25~30岁的年轻人仅脱离了3~8年,因此老年人有更多的时机“遗忘”掉受正规教育期间所学到的对做智力测验有益的知识或技能.
最后要指出的是,受教育水平与智力的因果关系未必是单向的,即不一定是受教育水平越高,智力就越高,而同样有可能是智力越高的人有更多的接受更多或更高教育的机会.
三、职业因素
职业活动是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所欠缺的,可对成年期个体的发展则非常重要,因此它往往是成人智力发展研究者较为关心的影响因素.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东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往往得出不同的认识结论.如“O”,化学家把它看成“氧”,会计把它看成“零”,英语教师把它看成一个英文字母.这说明职业对人的认知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种职业总是需要个体进行一些特定的认知活动.一般来说,研究者很容易作出这种假定：某种职业需要个体进行某些认知活动的频次越多,则此人在与这些认知活动相关密切的智力水平上保持得就越好.其实,早已有不少间接的证据支持了这一假定,比如,不少研究（Labouvie-Vief & Gonda,1976）发现,老年人对智力测验上的活动任务越熟悉,他们的成绩就越高.可见,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会对其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产生影响,而这些经验对成人来说,除来自正规教育或家庭活动之外,相当部分是从职业活动中获得.阿沃利奥和瓦尔德曼（Avolio & Waldman,1987）直接考察了智力测验成绩与年龄、职业类型的关系.他们从美国西部的一个煤矿随机选取了131人作为被试,其中82%为男性.在被试中,69人来自产品部,代表非技术工人；62人来自机械部,代表技术工人.对他们进行相同的能力测验,内容包括空间视觉、言语推理、符号推理和机械推理.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受教育水平的作用,职业类型仍然会对年龄与测验成绩的相关模式产生影响.非技术工人组的年龄与测验分数有很高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变化范围为－0.37～－0.57；而技术工人组的年龄与测验分数之间则没有什么相关.这说明,不同职业类型者在智力发展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非技术工人在上述测验所反映的智力上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而技术工人则在这些智力上保持相对稳定.
斯库勒等（Schooler,et al.,1984）研究发现,个体工作情境越复杂,越富于挑战性,其智力功能的维持效果就越好.在他看来,职业对个体智力的影响,不在于职业的种类,主要在于职业活动的性质.如果所从事的活动需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需要个人独立进行思考与判断等,那么,这种职业活动有利于智力功能的发挥,对智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之,那些简单、机械、重复性的职业活动,对智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便小得多.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智力功能维持得好的人更容易追求适应情境复杂、挑战性大的工作.
四、健康因素
随年龄增长,成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与成年期智力下降的趋势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该问题极易引起成人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健康由此也是成人智力发展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萨尔特豪斯（Salthouse,1991）曾考察了自评健康状况与成人流体智力的关系,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好坏并不影响成人流体智力的变化趋势.比如,自评健康状况极佳的人与一般人的流体智力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轨迹相差无几.他同时指出,即使根据经体检获得的客观生理指标来研究一般群体中的智力年龄变化与健康的关系,也很难看出健康状况与智力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在一般群体只有极少部分真正患有对智力产生明显影响的疾病,很多健康因素并不会对智力发展带来什么显著的变化.比如,难以想象患关节炎会对个体推理能力产生多大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一般健康状况会对智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厄勒斯和萨尔特豪斯（Earles & Salthouse,1995）对18~87岁的被试研究后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对个体在有速度要求的智力测验上的成绩（如知觉速度）有显著影响,并可作为中介变量部分解释年龄增长造成的智力下降趋势.不过,在影响智力的诸多健康因素中,已有研究和经验资料（Earles & Salthouse,1995）表明,心血管疾病和脑生理病变对智力的影响尤为明显.
人到中年以后,心血管系统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心血管疾病会直接影响脑的供血状况,使脑的营养供应变得异常,从而可导致相应脑区域的暂时性营养不良,严重者造成组织坏死.人脑一旦受到此种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也必定会受到阻碍,进而影响到智力活动.不少研究（Earles & Salthouse,1995）都表明,像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对成人的智力水平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人的大脑发育一般在青年初期便达到了成熟水平.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对大脑有害的刺激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越来越多,当消极效应累积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会导致脑神经机能的退化.特别是脑疾病患者,其脑神经机能退化更为明显,对智力的影响也越大.近年来,由于老年痴呆与智力功能衰退之间关系格外密切,且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有关老年痴呆对智力影响程度及机理的研究备受人们的重视.如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近代分子生物学及细胞生理学认为,该病的发生与神经元的活力缺乏或早衰有关,也可能是由于某些主要酶的系统衰竭,或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质生物合成酶的活性低所致.从解剖上看,可发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如脑皮质萎缩、神经元缺失等.该病患者的重要症状之一就是智力显著下降,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障碍及言语失调等.一些研究者还力求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相结合,比如巴尔特斯等（Baltes,et al.,1995）通过研究指出,检验老年人受认知训练带来的智力可塑程度,可作为对老年痴呆疾病进行早期诊断的重要工具.
还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考察了健康与智力发展的关系.例如,有人曾对日本东京的家居老人进行了智力测试.这些老人的身体状况可分为正常（即普通）、能起来但活动少、时卧时起和卧床不起四类.结果见图5-6.
图5-6 智力测验分数与一般活动状态的关系
（引自井上胜也、长屿纪一,1986）
从图5-6可以看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如普通者）,在智力测验上得高分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越大；反之,身体健康状况差的老人（如卧床不起者）,在智力测验上得低分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越大.
本章主要观点
·从发展心理学的立场出发,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适应情境,其智力活动的重心也不断产生相应的变化,智力的构成要素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来说往往存在着质的差异.
·心理测量学的成人智力发展观是以不同年龄的成人个体在各种标准化智能测验上的测试成绩为基础,通过横向比较或追踪分析,对成年期智力随年龄增长而呈现的发展态势所作的一系列描述或阐释.研究结果一致地发现,各种基本心理能力的发展轨迹是不一样的.
·成人在流体智力测验上的成绩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明显趋势,而在晶体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不仅不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且会因知识经验的日益丰富表现出上升的态势.
·新机能主义的成人智力发展观认为,智力就是活生生的个体在现实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具.他们注重智力对人类适应和日常生活的作用,并认为智力是由多种成分构成,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变化轨迹与适应价值.
·巴尔特斯的双重过程模型认为,智力由两种成分构成,即认知机械成分和认知实用成分.认知机械成分的毕生发展轨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认知实用成分的毕生发展将随着知识经验的愈益丰富而不断增长.
·皮亚杰主义取向的成人智力发展观认为,应该对智力发展过程中的认知操作上的模式差异进行定性的阶段性描述,重视考察个体通过思维等认知操作给出答案的心理过程.超形式运算阶段的智力特性具有辩证性、相对性、主观性、反省性、整合性以及接受不确定性等内涵.
·成人智力发展在多个方面存在可变性与稳定性的统一,进入老年期后,个体在某些方面保持稳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下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上升.这种可变性与稳定性还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智力发展是多元性与多向性的结合.多元性指的是智力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不同的成分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层次关系或结构关系,随着年龄的变化,个体智力的构成成分或成分间的结构关系也可能发生一定的改变.多向性指的是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方向或轨迹.
·成年期智力的可塑性关注的是在某一成人发展阶段,智力功能通过一定的干预训练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或程度.考察成人智力经干预训练所产生的效果是探讨智力可塑性最重要的手段.
·成人智力发展受文化历史、教育、职业、健康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可见人一生中的智力都在不断变化,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智力也会跟着变化!
一、文化历史因素
人从出生到青年,再由中年到晚年,难以避免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文化历史因素会在成人个体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差异很可能影响到成人的智力活动.不少研究者考察了这种文化历史因素给智力带来的影响效应,即很多发展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伙效应”.
群伙指的是同一时代出生的人,如均为1950年出生者,他们的基本背景相同或极为相似,如营养条件、受教育水平、大众媒介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的改变等.不同群伙之间,由于所处文化背景及人生经历的差异,在智力活动上也会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别.沙依对西雅图追踪研究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分析比较后发现,处于同一年龄的不同群伙在基本心理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Schaie,1996）.比方说,1910年出生的人在20岁时达到的智力水平低于1924年出生的人20岁时达到的智力水平.也就是说被试的基本心理能力水平与其出生年份密切相关,出生越晚,基本心理能力水平就越高.沙依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文化历史不断发展导致的结果.人类社会总是越来越进步,人们的营养和医疗保健条件越来越好,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受大众媒介与科学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人类的整体智力水平也就越来越高.
弗莱恩（Flynn,1987）比较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数个国家不同年代18岁公民的智力测验结果,发现年代越近智力水平越高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智力水平因时代演进而提高的幅度特别大（如有的国家的智商分数最大可提高25分）,在流体智力测验上的提高幅度要大于在晶体智力测验上提高的幅度.有意思的是,相距30年的代际间智力差异相当于相差30岁的人（如20岁和50岁）在横断研究中的智力差异.弗莱恩的研究结果因影响了很多研究者对智力发展及智力测验的看法,故往往又被人称为弗莱恩效应（Flynn effect）.1996年,心理学家奈瑟（U.Neisser,1928—）曾组织过专门的研讨会对此效应进行解释.相当部分人认为应该排除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从文化历史变化角度去理解这种效应的产生.因为遗传进化的效果一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体现出来,而是往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世代.一些研究者指出,产生这种效应的文化历史因素主要体现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营养状况不断改善,童年生理疾患愈益减少,父母对个体成长越加关心,以及学校教育条件愈发优越等.很明显,这与沙依的观点基本一致.
吉尔里（Geary,1996）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中美成人在算术能力上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虽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青年人的成绩都要优于老年人,但是中国青年人的成绩要显著比美国青年人高,而中美老年人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吉尔里认为,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智力表现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天赋的种族差异造成,而最可能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因为倘若是天赋因素造成,则应该所有年龄段的成人都存在相同的文化差异.申继亮等（2000a）也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比较了中美成人智力发展的年龄特征,同样发现不少智力成分（如语词、归纳推理和数字运算能力）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即智力的文化差异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他们强调文化历史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数学能力上,之所以年老的中美成人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年轻的中国人明显高于同龄的美国人,在于这些年轻中国人都出生于1978年之后,从这时开始中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生活条件上、身体健康状况上、中小学基础教育上以及社会对知识的重视上均比1978年前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且中国1978年后的中小学教育及少儿家长相比于美国更注重数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可美国社会在1978年前后并无中国这样大的变化.年老的中美成人在数学能力上的差异不显著,则可能由于1978年之前在对此能力有影响的文化历史因素上,两国并无太大的差别.
二、教育因素
从前面所述的智力发展可塑性及文化历史因素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教育对成人智力发展的影响.然而,教育对智力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它是如何对智力发展产生影响的,一直是许多心理学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对成年期智力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现象,许多心理学研究者（Salthouse,1999）专门以受教育水平为中介因素对此进行分析与解释.他们常以个体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作为衡量受教育水平的指标.这些研究表明,老年被试平均受正规教育的年限要少于年轻被试,并且倘若控制年龄与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则成人智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变得很不明显.他们中的有些研究者还比较了同一年龄组被试中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个体之间在智力活动上的差异.例如,有研究结果显示,上过中学的老年人在智力测试上的成绩显著高于仅上过小学的老年人.申继亮等（2001）对中国老年人日常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所作的研究中也发现,受教育水平不但是路径分析中对日常问题解决能力直接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且还通过影响基本心理能力间接地对日常问题解决能力产生影响.一些研究（如Willis,et al.,1992）还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不仅在能力测试上的成绩更高,而且保持稳定不下降的持续时间更长,或者随年老下降的幅度更小.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到老年人能力发展的稳定性.此外,有研究指出,受教育水平不仅与成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关系紧密,而且与成人所能达到的智力发展阶段有显著关系.例如,蒂尔（Diehl,1998）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达到后形式运算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尽管关于受教育水平与成人智力发展显著相关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是教育因素在实际中怎么样影响智力发展仍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难题.比如,现在人们基本上以受教育的量（如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来考察教育的影响,而很少从受教育的质上去进行分析.比方说,受教育年限一样长的人并不意味着受到了同等水平的教育影响,更不必说,不同时代接受同样时间的正规教育（如都是九年）具有很不相同的教育内涵.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都随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可是,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很难对这种教育因素的质的差异下一个操作定义,甚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内容越新、手段越先进的教育必定比内容较旧、手段较落后的教育对智力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不少研究者（Salthouse,1999）认为,受教育水平对智力活动的影响,并不能单纯归为教育所带来的知识增长及技能提高方面的因素.比如,在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往往只有家庭经济条件好和社会地位高者才可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受教育水平与智力水平显著相关并不全是教育因素本身造成的,可能受教育水平高者的智力水平较高是由于家庭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等更为优越导致的.还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之所以智力水平高,是由于他们更容易形成有利于维持或促进智力水平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从事智力活动的时间相对较长,或者,他们更有机会从事以智力操作为主的活动,从而他们的智力水平保持得也更好.
鉴于绝大多数有关成人智力发展年龄差异的研究都是以智力测验为评价工具,有研究提示,受正规教育少的老年人不如受正规教育多的年轻人成绩好,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正规教育多的人考试或测验经验更多,对测验的反感和焦虑也相对较少造成的,二者间的实际智力水平并没有测试结果显示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Salthouse,1999）分析说,纵使受教育水平果真会对智力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看待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智力差异跟教育水平的关系时还得考虑到,老年人之所以智力测验的成绩不如年轻人,可能是由于他们脱离正规教育的时间相对更长造成的.例如,假设正规教育的结束时间都为22岁（大学本科毕业）,则60岁的老人已脱离正规教育38年,而25~30岁的年轻人仅脱离了3~8年,因此老年人有更多的时机“遗忘”掉受正规教育期间所学到的对做智力测验有益的知识或技能.
最后要指出的是,受教育水平与智力的因果关系未必是单向的,即不一定是受教育水平越高,智力就越高,而同样有可能是智力越高的人有更多的接受更多或更高教育的机会.
三、职业因素
职业活动是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所欠缺的,可对成年期个体的发展则非常重要,因此它往往是成人智力发展研究者较为关心的影响因素.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东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往往得出不同的认识结论.如“O”,化学家把它看成“氧”,会计把它看成“零”,英语教师把它看成一个英文字母.这说明职业对人的认知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种职业总是需要个体进行一些特定的认知活动.一般来说,研究者很容易作出这种假定：某种职业需要个体进行某些认知活动的频次越多,则此人在与这些认知活动相关密切的智力水平上保持得就越好.其实,早已有不少间接的证据支持了这一假定,比如,不少研究（Labouvie-Vief & Gonda,1976）发现,老年人对智力测验上的活动任务越熟悉,他们的成绩就越高.可见,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会对其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产生影响,而这些经验对成人来说,除来自正规教育或家庭活动之外,相当部分是从职业活动中获得.阿沃利奥和瓦尔德曼（Avolio & Waldman,1987）直接考察了智力测验成绩与年龄、职业类型的关系.他们从美国西部的一个煤矿随机选取了131人作为被试,其中82%为男性.在被试中,69人来自产品部,代表非技术工人；62人来自机械部,代表技术工人.对他们进行相同的能力测验,内容包括空间视觉、言语推理、符号推理和机械推理.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受教育水平的作用,职业类型仍然会对年龄与测验成绩的相关模式产生影响.非技术工人组的年龄与测验分数有很高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变化范围为－0.37～－0.57；而技术工人组的年龄与测验分数之间则没有什么相关.这说明,不同职业类型者在智力发展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非技术工人在上述测验所反映的智力上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而技术工人则在这些智力上保持相对稳定.
斯库勒等（Schooler,et al.,1984）研究发现,个体工作情境越复杂,越富于挑战性,其智力功能的维持效果就越好.在他看来,职业对个体智力的影响,不在于职业的种类,主要在于职业活动的性质.如果所从事的活动需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需要个人独立进行思考与判断等,那么,这种职业活动有利于智力功能的发挥,对智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之,那些简单、机械、重复性的职业活动,对智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便小得多.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智力功能维持得好的人更容易追求适应情境复杂、挑战性大的工作.
四、健康因素
随年龄增长,成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与成年期智力下降的趋势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该问题极易引起成人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健康由此也是成人智力发展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萨尔特豪斯（Salthouse,1991）曾考察了自评健康状况与成人流体智力的关系,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好坏并不影响成人流体智力的变化趋势.比如,自评健康状况极佳的人与一般人的流体智力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轨迹相差无几.他同时指出,即使根据经体检获得的客观生理指标来研究一般群体中的智力年龄变化与健康的关系,也很难看出健康状况与智力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在一般群体只有极少部分真正患有对智力产生明显影响的疾病,很多健康因素并不会对智力发展带来什么显著的变化.比如,难以想象患关节炎会对个体推理能力产生多大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一般健康状况会对智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厄勒斯和萨尔特豪斯（Earles & Salthouse,1995）对18~87岁的被试研究后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对个体在有速度要求的智力测验上的成绩（如知觉速度）有显著影响,并可作为中介变量部分解释年龄增长造成的智力下降趋势.不过,在影响智力的诸多健康因素中,已有研究和经验资料（Earles & Salthouse,1995）表明,心血管疾病和脑生理病变对智力的影响尤为明显.
人到中年以后,心血管系统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心血管疾病会直接影响脑的供血状况,使脑的营养供应变得异常,从而可导致相应脑区域的暂时性营养不良,严重者造成组织坏死.人脑一旦受到此种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也必定会受到阻碍,进而影响到智力活动.不少研究（Earles & Salthouse,1995）都表明,像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对成人的智力水平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人的大脑发育一般在青年初期便达到了成熟水平.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对大脑有害的刺激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越来越多,当消极效应累积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会导致脑神经机能的退化.特别是脑疾病患者,其脑神经机能退化更为明显,对智力的影响也越大.近年来,由于老年痴呆与智力功能衰退之间关系格外密切,且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有关老年痴呆对智力影响程度及机理的研究备受人们的重视.如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近代分子生物学及细胞生理学认为,该病的发生与神经元的活力缺乏或早衰有关,也可能是由于某些主要酶的系统衰竭,或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质生物合成酶的活性低所致.从解剖上看,可发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如脑皮质萎缩、神经元缺失等.该病患者的重要症状之一就是智力显著下降,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障碍及言语失调等.一些研究者还力求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相结合,比如巴尔特斯等（Baltes,et al.,1995）通过研究指出,检验老年人受认知训练带来的智力可塑程度,可作为对老年痴呆疾病进行早期诊断的重要工具.
还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考察了健康与智力发展的关系.例如,有人曾对日本东京的家居老人进行了智力测试.这些老人的身体状况可分为正常（即普通）、能起来但活动少、时卧时起和卧床不起四类.结果见图5-6.
图5-6 智力测验分数与一般活动状态的关系
（引自井上胜也、长屿纪一,1986）
从图5-6可以看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如普通者）,在智力测验上得高分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越大；反之,身体健康状况差的老人（如卧床不起者）,在智力测验上得低分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越大.
本章主要观点
·从发展心理学的立场出发,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适应情境,其智力活动的重心也不断产生相应的变化,智力的构成要素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来说往往存在着质的差异.
·心理测量学的成人智力发展观是以不同年龄的成人个体在各种标准化智能测验上的测试成绩为基础,通过横向比较或追踪分析,对成年期智力随年龄增长而呈现的发展态势所作的一系列描述或阐释.研究结果一致地发现,各种基本心理能力的发展轨迹是不一样的.
·成人在流体智力测验上的成绩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明显趋势,而在晶体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不仅不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且会因知识经验的日益丰富表现出上升的态势.
·新机能主义的成人智力发展观认为,智力就是活生生的个体在现实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具.他们注重智力对人类适应和日常生活的作用,并认为智力是由多种成分构成,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变化轨迹与适应价值.
·巴尔特斯的双重过程模型认为,智力由两种成分构成,即认知机械成分和认知实用成分.认知机械成分的毕生发展轨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认知实用成分的毕生发展将随着知识经验的愈益丰富而不断增长.
·皮亚杰主义取向的成人智力发展观认为,应该对智力发展过程中的认知操作上的模式差异进行定性的阶段性描述,重视考察个体通过思维等认知操作给出答案的心理过程.超形式运算阶段的智力特性具有辩证性、相对性、主观性、反省性、整合性以及接受不确定性等内涵.
·成人智力发展在多个方面存在可变性与稳定性的统一,进入老年期后,个体在某些方面保持稳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下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上升.这种可变性与稳定性还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智力发展是多元性与多向性的结合.多元性指的是智力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不同的成分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层次关系或结构关系,随着年龄的变化,个体智力的构成成分或成分间的结构关系也可能发生一定的改变.多向性指的是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方向或轨迹.
·成年期智力的可塑性关注的是在某一成人发展阶段,智力功能通过一定的干预训练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或程度.考察成人智力经干预训练所产生的效果是探讨智力可塑性最重要的手段.
·成人智力发展受文化历史、教育、职业、健康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可见人一生中的智力都在不断变化,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智力也会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