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句话出自哪本小说?

下面这句话出自哪本小说?
千年已逝,故人皆去,他又为何要醒来?樱罗花灿烂若昔,花下的少女又归于何处?

不是《狗,猫,鼠》下面是《狗,猫,鼠》原文：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而人呢,能直立了,自然就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还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d. 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 der Woll 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