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的深远文化.什么都要,

日本武士的深远文化.
什么都要,

从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武士阶级统治日本长达700年之久.武士政权或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而且直接与近现代日本相联结,因此在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历史)丛书,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写武士阶级形成的历史.著者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入间田宣夫.他在该书结语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道：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很可悲的.著者认为：利玛窦是从国际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而国际性普遍性的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标,而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著者认为: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入间田教授的论断说明了武士政权对近现代日本的深远影响.从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阶级的形成史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武士阶级的形成问题,日本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或是在视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从史料的发掘方面说,过去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物语（话本）、军记（战记）一类作品受到重视；过去仅被作为美术史、风俗史史料的绘卷(画卷)也被视为视觉史料而用于历史研究；此外,日记、考古资料也得到广泛的利用.从视角的深化方面说,随着史料的多样化,社会史、军制史、地域史等新视角不断提出,并取代阶级分析的旧方法.从阶级观点研究武士的出现,一般认为是领主为自卫而建立私人武装的结果,但是这个论断缺乏史料的支持.社会史则从社会职能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武士的社会职能是练武、打仗,可以说是“杀人请负人”（杀人包干者）,而武力的请负化是与当时王朝国家的基本统治原则“请负制”一致的.军制史则强调武士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构成军团制废除后的国衙军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与公权相结合对武士阶级形成的意义.武士起源于东国,武士政权亦建立于东国,其原因何在?地域史着重探讨这一间题,指出当时东国是防御师夷的兵站基地,并由此而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相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从观点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武士阶级形成的论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传统看法.吸取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史实,用我们的观点来阐明武士阶级的形,成史,应该提上日程.本文作一初步尝试,以抛砖引玉. ”武士“一语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初出为：唐“天宝十一载（752）改诸卫士为武士”.日本初出为：宝龟二年（771）“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这里的“武士”当然与本文所说的武士含义不同. 本文含义的“武士”一语十世纪以前虽已出现,但不固定.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语源. 武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以武艺为专业者”（万有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例如：“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万有百科）、“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世界大百科）.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现代百科）、“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小学馆百科）.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现于十世纪,200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在这近1000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应该以什么时点作为定义的基准呢?上述两种定义方法的问题恰巧是没有弄清楚武士定义的时基准.我认为定义武士应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来看待,以其形成作为定义的时点基准.而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武士,其形成又应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标志.根据以上考虑,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指标来定义武士.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以下我们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并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其形成标志,来考察武士的形成问题. 阶段 武士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历经近3个世纪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以前； 第二,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 第三,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1156年保元之乱、1159年平治之乱； 第四,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1185年平氏灭亡； 第五,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以下以平、源两氏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线索,描述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土着扩张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赐姓平氏,被任命为上总介,下放坂东(关东).坂东是镇抚虾夷的前进基地,是落后的边陲之地.“凶徒结党,群盗满山”.高望王下放坂东是朝廷为加强边备而采取的一个部署,但却为平氏土着（定居、扎根）关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因为边陲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控制力弱. 国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而在坂东定居,以便扩大势力.到其子代,势力已达于上总、下总、常陆.高望王的8个儿子中,有3人任镇守府将军（长子国香、三子良将、四子良孙）.此外,国香任常陆大椽、二子良兼任下总介、良孙任上总介、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椽.而到其孙代,势力更扩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将子将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陆奥（国香子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将门之乱爆发以前平氏已三代称雄坂东. 平氏扩大势力的手段:与地方豪族联姻,如国香与常陆椽源护有姻戚关系.源护为嗟峨源氏,也是赐姓皇族.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为私斗,如931年良将子将门与伯父良兼因“女论”而发生战争（后者之女为将门妻）.四年后（935）将门又与常陆椽源护及伯父国香交战,杀源护子及国香,继而又与国香子贞盛等交战.双方都向朝廷申诉.先是朝廷发太政官符追捕将门,将门上洛陈弁后又发追捕良兼、贞盛、源护的官符.贞盛不服也上洛陈词,朝廷又发太政官符责问将门.双方都企图利用与朝廷的联系,使争斗有利于自己. 十世纪中叶,平氏已在坂东构筑了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就平将门而言,他在下总国丰田庄建立据点,势力范围及于相马郡与猿岛郡.他在猿岛郡的石井乡还建有营所.营所既是将门出巡的休憩处、四方人马来往的住所,又是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将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大约一千人,称为“驱使”（可能是亲兵）、“从类”.此外,还能动员、指挥大约八千人的称为“伴类”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贵族中也有自己的后台.将门不仅在同族间进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与国司间的争斗.如939年武藏权守兴世王与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兴世王违反惯例率兵强行进入足立郡内,没收、查封百姓的财产和房屋,“将门急闻其由,告从类云：武芝虽非我近亲,但我欲镇定彼此之乱”.于是率兵“向武藏国”,与武芝一同责问国府. 总之,经过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扩张,平氏已形成了称雄坂东,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显然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必然会形成震动全国的大反乱,而其导体即是国衙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