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作文网为什么汉唐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受到推崇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0 11:41:11
为什么汉唐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受到推崇
诸如：我们民族为汉族,
华人在外国的聚集地称之为：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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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朝代
为什么汉唐如此受推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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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汉唐盛世
所谓大汉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以及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所谓大唐盛世,是指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罗马帝国媲美、远超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中国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民间暴乱者更少.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三、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四,热血沸腾的尚武精神
秦汉时期的汉民族,刚刚完成了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需要通过对外的征服与大计来表现自我的存在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的汉族,极富有斗争意识.加上当时的儒学安民恤民思想还没有占据领导思想的主流地位.血腥杀戮便成为汉人的一种最富有成效的表现手法.白起在长平一战就坑杀了四十万降卒,项羽也“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如此血腥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于这个时期.而这也正是汉人最具有野性和攻击性的时代.这才有了文章最开头的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问因果,只认后果,只要敢于对汉人不敬,那是虽远必诛.这样的一个民族,再过门外必然是极富有自信的.汉武帝即位,收东越,平南疆,北伐匈奴15次,在大汉王朝不断的打击下,匈奴人最后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步的融入了汉民族的主体中,北匈奴西迁,引发了欧洲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史,并导致了西方最为强盛和悠久的罗马帝国的灭亡.
李唐王朝汉民族的血管里仍有着顽强的力量.在北面.强大的突厥王权被粉碎,成为大唐都护府的羁縻部落.东部为了自己的属国新罗,唐王朝不惜武力相向.白江口一役,打败日本水军,灭百济、吞高勾丽.使日本君亡民惊.西面与吐博、回鹘交好,南面威震南昭,南召王来唐,妻子被唐剑南节度使侮辱,竟不敢吭声,尽管这是唐官员的无耻行径,但却也反映了唐朝国势之盛.唐天子为天可汗,拥有百国来朝的高贵. 第五、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的长安、扬州、广州、交州等繁荣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亚和东南亚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胡商康谦在天宝年间官至安南都护,可见胡商可以为官参政. 唐代的大都市,还有胡人开的酒店,用胡女招徕顾客.例如李白诗：“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 二、宗教宽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学,以儒术为立国之本.但他对其他学说和宗教也能够兼容并蓄.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就已传入中国；官方引进佛教,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唐朝武德初年,李渊和李世民曾经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无神论.但是,贞观19年,玄奘和尚从天竺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召见,询问佛教教义和西域、天竺的风俗民情以后,开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龄选拔精通梵文的硕学沙门50人,协助玄奘在洪福寺、玉华宫等处译经,后来又亲笔为玄奘的译着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法,佛教的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仅次于佛教.因为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为祖先,所以大兴道教.贞观9年,西方人阿罗本到长安传授基督教的别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见问道,赐教堂,允许翻译经典,公开传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唐朝廷都允许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自由传教.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精神,只有西罗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国各种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家最富强、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宗教给社会带来不用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宗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安慰、精神寄托和最终关怀,使人民能够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奸犯科. 三、社会宽容 汉唐盛世,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生活豪奢、滥用民力和镇压异己力量,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社会上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宽容和谐精神,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恐怕也难以相比. 例如：诗人元结描写盛唐的农村生活说.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由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有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兵器是什么样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开放.唐太宗下诏规定：“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节,亦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汉光武的姐姐湖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主,都曾经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 四、文化的宽容和多样化 唐代文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学；二是科学技术；三是绘画、雕塑、服饰；四是音乐、舞蹈、杂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官办六学中有算学一科.除了研习“九章”“周髀”、“海岛”、“五曹”等中国算学以外,在玄宗以后,还要研习印度瞿昙悉达传来的“九执术”,即西方算学.玄宗还任用印度瞿昙谦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历》.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也传入中国,与中医并用. 印度和西域的绘画和雕塑也进入东土,同中国固有的艺术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狮”、“开成石经”、“乐山大佛”,其气魄和精美的程度,都为后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龙门、大同、麦积山、济南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虽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开拓营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画,以盛唐最为精美.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歌舞的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爱好歌舞.而唐人爱好的歌舞,并不是朝廷创制的“国乐”、“雅乐”,而是杂揉胡乐胡舞的“新声”.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乐.这十部乐是：一宴乐,二清乐,三西凉伎,四天竺伎,五高丽伎,六龟兹伎,七安国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国伎.除了宴乐和清乐以外都是胡乐.乐工.很多是西域人、高丽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乐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诸目.软舞中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诸目,一看名称就知道它们大都来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杂技种类繁多,有戴竿戏、弄枪戏、藏挟戏、杂旋戏、拗腰戏、飞弹戏、蹴鞠戏、婆罗门戏等等,大都来自西方. 从上述情况看来,汉唐盛世在内政方面有三项治国方略.一是,放宽和鼓励农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让人民富裕,安居乐业；二是,广选和慎选官吏,并实行权力制约和严格考核管理,使官员不致人数过多,权力过大,掌权过久,不致贪污、滥权和庸碌无能；三是,对人民实行仁爱、宽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会宽容和文化自由多样的幸福.正因为这样,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期间,贪污滥权的官员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乱起义的事件几乎没有.这些治国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当代政府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所谓大汉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以及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所谓大唐盛世,是指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罗马帝国媲美、远超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中国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民间暴乱者更少.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三、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四,热血沸腾的尚武精神
秦汉时期的汉民族,刚刚完成了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需要通过对外的征服与大计来表现自我的存在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的汉族,极富有斗争意识.加上当时的儒学安民恤民思想还没有占据领导思想的主流地位.血腥杀戮便成为汉人的一种最富有成效的表现手法.白起在长平一战就坑杀了四十万降卒,项羽也“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如此血腥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于这个时期.而这也正是汉人最具有野性和攻击性的时代.这才有了文章最开头的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问因果,只认后果,只要敢于对汉人不敬,那是虽远必诛.这样的一个民族,再过门外必然是极富有自信的.汉武帝即位,收东越,平南疆,北伐匈奴15次,在大汉王朝不断的打击下,匈奴人最后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步的融入了汉民族的主体中,北匈奴西迁,引发了欧洲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史,并导致了西方最为强盛和悠久的罗马帝国的灭亡.
李唐王朝汉民族的血管里仍有着顽强的力量.在北面.强大的突厥王权被粉碎,成为大唐都护府的羁縻部落.东部为了自己的属国新罗,唐王朝不惜武力相向.白江口一役,打败日本水军,灭百济、吞高勾丽.使日本君亡民惊.西面与吐博、回鹘交好,南面威震南昭,南召王来唐,妻子被唐剑南节度使侮辱,竟不敢吭声,尽管这是唐官员的无耻行径,但却也反映了唐朝国势之盛.唐天子为天可汗,拥有百国来朝的高贵. 第五、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的长安、扬州、广州、交州等繁荣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亚和东南亚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胡商康谦在天宝年间官至安南都护,可见胡商可以为官参政. 唐代的大都市,还有胡人开的酒店,用胡女招徕顾客.例如李白诗：“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 二、宗教宽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学,以儒术为立国之本.但他对其他学说和宗教也能够兼容并蓄.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就已传入中国；官方引进佛教,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唐朝武德初年,李渊和李世民曾经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无神论.但是,贞观19年,玄奘和尚从天竺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召见,询问佛教教义和西域、天竺的风俗民情以后,开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龄选拔精通梵文的硕学沙门50人,协助玄奘在洪福寺、玉华宫等处译经,后来又亲笔为玄奘的译着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法,佛教的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仅次于佛教.因为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为祖先,所以大兴道教.贞观9年,西方人阿罗本到长安传授基督教的别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见问道,赐教堂,允许翻译经典,公开传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唐朝廷都允许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自由传教.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精神,只有西罗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国各种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家最富强、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宗教给社会带来不用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宗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安慰、精神寄托和最终关怀,使人民能够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奸犯科. 三、社会宽容 汉唐盛世,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生活豪奢、滥用民力和镇压异己力量,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社会上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宽容和谐精神,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恐怕也难以相比. 例如：诗人元结描写盛唐的农村生活说.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由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有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兵器是什么样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开放.唐太宗下诏规定：“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节,亦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汉光武的姐姐湖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主,都曾经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 四、文化的宽容和多样化 唐代文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学；二是科学技术；三是绘画、雕塑、服饰；四是音乐、舞蹈、杂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官办六学中有算学一科.除了研习“九章”“周髀”、“海岛”、“五曹”等中国算学以外,在玄宗以后,还要研习印度瞿昙悉达传来的“九执术”,即西方算学.玄宗还任用印度瞿昙谦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历》.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也传入中国,与中医并用. 印度和西域的绘画和雕塑也进入东土,同中国固有的艺术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狮”、“开成石经”、“乐山大佛”,其气魄和精美的程度,都为后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龙门、大同、麦积山、济南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虽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开拓营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画,以盛唐最为精美.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歌舞的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爱好歌舞.而唐人爱好的歌舞,并不是朝廷创制的“国乐”、“雅乐”,而是杂揉胡乐胡舞的“新声”.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乐.这十部乐是：一宴乐,二清乐,三西凉伎,四天竺伎,五高丽伎,六龟兹伎,七安国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国伎.除了宴乐和清乐以外都是胡乐.乐工.很多是西域人、高丽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乐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诸目.软舞中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诸目,一看名称就知道它们大都来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杂技种类繁多,有戴竿戏、弄枪戏、藏挟戏、杂旋戏、拗腰戏、飞弹戏、蹴鞠戏、婆罗门戏等等,大都来自西方. 从上述情况看来,汉唐盛世在内政方面有三项治国方略.一是,放宽和鼓励农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让人民富裕,安居乐业；二是,广选和慎选官吏,并实行权力制约和严格考核管理,使官员不致人数过多,权力过大,掌权过久,不致贪污、滥权和庸碌无能；三是,对人民实行仁爱、宽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会宽容和文化自由多样的幸福.正因为这样,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期间,贪污滥权的官员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乱起义的事件几乎没有.这些治国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当代政府加以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