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和日本改革成败之比较!

近代中国和日本改革成败之比较!

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政治上偏袒强藩,经济、军事上源源提供工业晶和武器,并帮助培养人才,直到指导长州藩训练军队、改善军备.英国曾同长州、萨摩发生过公开冲突,但自那以后,长州、萨摩藩主及维新派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不现实,转而采取同英美交往,主动向西方学习,并在倒幕斗争中寻求其支持的策略；英国也从中领教了日本人民的抗争精神、日本国内革命形势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以及维新派的潜在优势,因此改变了过去单方面支持幕府的态度.双方都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上,重新估计了局势,同过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连一贯倒向幕府的法国,在戊辰战争中也“严守中立”,未予幕府军队政治承认,更未对维新武装予以干涉.
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这是值得后发展国家深思的.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