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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探路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造福中国人民和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方面功勋卓著,但他也并非圣人、神仙,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利益的思想和眼界也只能在他的那个时代范围内活动.如果一切都以今人的眼光来要求毛泽东,那恐怕毛泽东就真的不是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是个神仙了.所以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有哪些错误和错在哪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今天的现实国家利益实践提供启迪与借鉴,从而避免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利于我们今天做得更好,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所在.如果象多年来有些人所采取的那种嘲笑、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般地诋毁的态度（如在主权问题上的“神经过敏说”、在人口问题上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失误造成的后果问题上的“饿死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之说、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革命外交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上的“得不偿失说”等等）.象这样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对其指责或者不满之上,即使研究得再多、再深入,探讨得再全面、再系统,其结果恐怕也仍然是于事不补.如果长此以往,除了给后代子孙继续留下“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和教训之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关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这些年来在极力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存在着的问题确实需要进行一些以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方面为鉴的思考.
在安全利益方面,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认为毛泽东时代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防建设战略影响了经济发展战略、几十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事实、时代主题转变的重新定位等,都使得不少人产生了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放松的错觉,从而导致国防建设投入不足和利用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安全意识消弱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可惜的是,毛泽东时代对军事实力十分重视的许多举措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被人忽视了,被人遗忘了,甚至还被人嘲笑了和讽刺了.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思想似乎就是其“好战”念头的流露,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举措就是其试图挑战西方的表示.试想那时侯如果中国真的按照现在这些人的说法去做,其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政治利益方面,应该说,毛泽东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施以不同方式的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教育活动,使得建设新中国和巩固新中国的事业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再加上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与建设的步骤没有能够跟上,导致出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尤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154他还真对有一段时期之内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无忧虑地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9]402的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证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这种忧虑和担心是到了需要认真深思的时候了.
在文化利益方面,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下,由他们倡导和力行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不仅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家喻户晓的口号,更是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赞同、效仿和践行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最能够凝聚党心和民心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反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精神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在祖国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已经丧失不少.对此,从毛泽东特别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在争取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中或许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在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他心目中所设想的新中国前景,“决不仅仅只是一幅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景象,而是一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的辉煌景象.就早年与晚年而言,在他心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准甚至远比物质文明的成就更具有社会价值.”[10]61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在谋求国家利益过程中面对的新的威胁和新的挑战也并不亚于毛泽东时代所面对的压力.如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中国仍然坚持不以姓资姓社划线,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重合世界的现实.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老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冲突.围绕主权和人权的斗争,是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点.”[11]在文化安全领域,“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威胁,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12]123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中,谁占有较多的世界资源,谁就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具有实力,在这个世界上才具有更多的发言权”.[5]114这样,中国要想在现时和未来国际利益的大角逐场上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和斗争就不可避免.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不讲究应有的斗争策略,不懂得必要的斗争策略在谋求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的许多利益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已经取得的利益还会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一轮的强势博弈之中丧失掉.这一方面,我国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由此,笔者认为在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问题上,一方面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这段话比较有益——谨记“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13]181另一方面,也要深刻懂得这样道理的深远涵义,即“作为后继者,没有理由抱怨探路者的‘浅薄’,也没有理由嘲笑探路者的失败,更没有理由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抱怨探路者‘浅薄’,只能说明自己幼稚；嘲笑探路者的失败,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最终被否定的将是自己.有人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事颇有微词,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只能证明他们的渺小.要知道,后继者的责任不在于指责探路者,而在于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直至成功.”[14]101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真正把握的问题就是：就一定的意义来讲,在新中国谋求现在和今后的国家利益实践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300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年来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所在,也无法做到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应该总结与汲取的深刻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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