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作文网古代希腊执政官的职能复习高一的历史的时候看到梭伦改革,很好奇执政官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国是如何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力~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20 05:56:03
古代希腊执政官的职能
复习高一的历史的时候看到梭伦改革,很好奇执政官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国是如何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力~
复习高一的历史的时候看到梭伦改革,很好奇执政官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国是如何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力~
古代希腊许多城邦的主要地方行政官(archon).一人或数人.希腊语原意为领导人、统治者.公元前682年起,雅典年年公布执政官名单.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行政权便掌握在9个执政官手中,由他们分担过去由国王一人独揽的宗教、军事和司法职责.正职执政官是主要的民政和司法官员,可能兼任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主席,并且是名年执政官,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职年份.其次是督军,在战争中担任统帅,在涉及外国人的诉讼案件中担任法官.第三是维系王室的司祭官,是主要的宗教官职,并在贵族会议承审杀人案件时担任首席.最后还有6名民事法官,处理琐细的司法问题.执政官原先只能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而且是终身职.最后任期减为10年,又减为一年,任期结束不再当选,但可以成为贵族会议的终身议员.大约在公元前594年,梭伦规定财产最多和次多的两个阶级均可当选执政官,以前贵族垄断的情况才告中断.根据克利斯提尼宪法,执政官直接由公民大会选出；后来则由500名事先选出的候选人抽签产生.后来被选举权扩大到第三个、第四个阶级.到公元前5世纪,执政官权力大减.受雅典影响,执政官制度广泛传布于爱琴海诸岛,希腊化时期又传到了安纳托利亚.
在雅典历史上,执政官的任命方法可追溯到梭伦改革以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书中记载,梭伦以前贵族议会以门第和财富为标准从部落候选人中“钦定”执政官人选,并自行为他们分配职务.在这里他没有指明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的传统起自何时,可能王政结束后,贵族议会就很自然地获得了这项权力.古风时代,希腊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权的运动,大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雅典进入贵族统治时期,贵族议会成为当时城邦的真正权力机构.这个议会的前身大概是王政时期国王召集的由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建议机构,《荷马史诗》称其为长老会议.随着王权衰落,这个机构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并成为新兴的贵族意志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议会享有保护法律、监督官员、管理国内重要事务等权力.这种地位的获得,部分要归功于长期以来长老议会树立的威信,但更多的乃是王权倾覆、贵族权力上升的结果.王政末期,贵族分割了国王的权力,获得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按照传统的观点,贵族首先获得了担任名年执政官的权力,由他接管国王的行政权,他的名字作为当年的名称；军事执政官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第二阶段,国王被剥夺了军事权力；最后,世袭王权结束,国王成为三执政之一,保留宗教特权.执政官退任后,自动进入贵族议会,终身任职,因此两个机构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有效地防止了贵族权力的旁落.贵族议会既是贵族的代言人,又是城邦最高权力机构,选举执政官的权力非它莫属.但希格内特对此种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从王政向贵族政治过渡的过程中,作为承认这种改变的补偿,公民大会获得了任命执政官的权力,其他的低级官员可能由贵族议会任命.这种推理缺乏有力证据.当王权日趋软弱无力,废除王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运动的领导者贵族大概无须为这一行为向平民做出任何承诺.王政结束后,贵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为保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不可能把城邦最高官职的任命权交给公民大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公民大会的职能与荷马时代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这也证实了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即使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在德拉古立法中获得了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很可能只是针对低级官员而言,至于它在执政官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大概是在贵族议会任命后,作形式上的表决.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从当时雅典的政治环境看,
基本动因
改革有两个基本动因∶ (1)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 (2)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
改革背景
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公元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公元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还启用了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把将军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了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了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了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了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了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了.
抽签取代
与此同时,执政官的任用方法又发生了改变,预先的直接选举也为抽签取代,选举程序变为两次抽签：首先,10个部落通过抽签选出100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再进行抽签,产生10名执政官.选举仍遵循部落代表制和轮流原则.公元前5世纪,这个过程可能仍借助大豆完成.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抽签机的广泛使用,执政官的抽签可能也改用抽签机进行.抽签机由一矩形石块雕成,有10排10列凹槽,左边是一个铜制的管子,先将100名候选人的名牌按照每部落一列的规则插入凹槽,然后再将9黑1白10个小球随意放入管子,当白色小球出现时,指明的一排即是执政官,每部落一名.分配职务时,利用两台抽签机,一台放入10个执政官的名牌,另一台放入写有官职名称的小牌子.为保证轮流原则,每次一个抽签机上的白色小球选出一个执政官时,另一台抽签机应先排除他所在部落曾担任的职务,然后再释放小球.至此,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画上句号.这次改变应该说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抽签进一步提高了普通公民担任执政官的机会,是民主制下“人民统治”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双重抽签
从直接选举到纯粹抽签,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3个世纪.这个过程既是执政官权力变化的缩影,也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是直线进行的,有曲折往复：最初,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职,贵族将它的任用权交给了自己的代言人——贵族议会,形成了对执政官的垄断.梭伦首次把抽签法引入执政官选举,扩大了任官资格,打破了贵族的垄断,但没有动摇执政官的地位.僭主为了维护统治,又将抽签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执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地位得以恢复.公元前487年,抽签选举制复兴,执政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公元前5世纪末,双重抽签取代了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办法,执政官也从城邦的最高官职沦落为几乎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普通官职.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办法实现了执政官的日趋平民化.与之紧密相关的贵族议会,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及几次执政官改革的冲击下,也不再是贵族的代言人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民主浪潮的洗礼,执政官和贵族议会这个曾经的贵族堡垒,终于被民主化了.
在雅典历史上,执政官的任命方法可追溯到梭伦改革以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书中记载,梭伦以前贵族议会以门第和财富为标准从部落候选人中“钦定”执政官人选,并自行为他们分配职务.在这里他没有指明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的传统起自何时,可能王政结束后,贵族议会就很自然地获得了这项权力.古风时代,希腊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权的运动,大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雅典进入贵族统治时期,贵族议会成为当时城邦的真正权力机构.这个议会的前身大概是王政时期国王召集的由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建议机构,《荷马史诗》称其为长老会议.随着王权衰落,这个机构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并成为新兴的贵族意志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议会享有保护法律、监督官员、管理国内重要事务等权力.这种地位的获得,部分要归功于长期以来长老议会树立的威信,但更多的乃是王权倾覆、贵族权力上升的结果.王政末期,贵族分割了国王的权力,获得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按照传统的观点,贵族首先获得了担任名年执政官的权力,由他接管国王的行政权,他的名字作为当年的名称；军事执政官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第二阶段,国王被剥夺了军事权力；最后,世袭王权结束,国王成为三执政之一,保留宗教特权.执政官退任后,自动进入贵族议会,终身任职,因此两个机构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有效地防止了贵族权力的旁落.贵族议会既是贵族的代言人,又是城邦最高权力机构,选举执政官的权力非它莫属.但希格内特对此种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从王政向贵族政治过渡的过程中,作为承认这种改变的补偿,公民大会获得了任命执政官的权力,其他的低级官员可能由贵族议会任命.这种推理缺乏有力证据.当王权日趋软弱无力,废除王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运动的领导者贵族大概无须为这一行为向平民做出任何承诺.王政结束后,贵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为保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不可能把城邦最高官职的任命权交给公民大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公民大会的职能与荷马时代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这也证实了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即使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在德拉古立法中获得了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很可能只是针对低级官员而言,至于它在执政官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大概是在贵族议会任命后,作形式上的表决.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从当时雅典的政治环境看,
基本动因
改革有两个基本动因∶ (1)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 (2)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
改革背景
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公元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公元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还启用了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把将军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了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了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了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了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了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了.
抽签取代
与此同时,执政官的任用方法又发生了改变,预先的直接选举也为抽签取代,选举程序变为两次抽签：首先,10个部落通过抽签选出100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再进行抽签,产生10名执政官.选举仍遵循部落代表制和轮流原则.公元前5世纪,这个过程可能仍借助大豆完成.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抽签机的广泛使用,执政官的抽签可能也改用抽签机进行.抽签机由一矩形石块雕成,有10排10列凹槽,左边是一个铜制的管子,先将100名候选人的名牌按照每部落一列的规则插入凹槽,然后再将9黑1白10个小球随意放入管子,当白色小球出现时,指明的一排即是执政官,每部落一名.分配职务时,利用两台抽签机,一台放入10个执政官的名牌,另一台放入写有官职名称的小牌子.为保证轮流原则,每次一个抽签机上的白色小球选出一个执政官时,另一台抽签机应先排除他所在部落曾担任的职务,然后再释放小球.至此,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画上句号.这次改变应该说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抽签进一步提高了普通公民担任执政官的机会,是民主制下“人民统治”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双重抽签
从直接选举到纯粹抽签,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3个世纪.这个过程既是执政官权力变化的缩影,也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是直线进行的,有曲折往复：最初,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职,贵族将它的任用权交给了自己的代言人——贵族议会,形成了对执政官的垄断.梭伦首次把抽签法引入执政官选举,扩大了任官资格,打破了贵族的垄断,但没有动摇执政官的地位.僭主为了维护统治,又将抽签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执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地位得以恢复.公元前487年,抽签选举制复兴,执政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公元前5世纪末,双重抽签取代了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办法,执政官也从城邦的最高官职沦落为几乎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普通官职.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办法实现了执政官的日趋平民化.与之紧密相关的贵族议会,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及几次执政官改革的冲击下,也不再是贵族的代言人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民主浪潮的洗礼,执政官和贵族议会这个曾经的贵族堡垒,终于被民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