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新中国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关系

怎么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新中国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关系

一、“两个3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艰难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这段话的背后,有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和历史留下的漫漫心路.19世纪中叶以来,一面是中国社会在外力冲击下长久的沉沦,一面是中国人回应外力逼迫的屡起屡仆,以及由此形成的百年苦难和百年奋斗.因此,只有以此百年岁月中洋务运动的兴衰成败,戊戌变法的旋起旋灭,辛亥革命的直起直落为历史的反衬,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以及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这就决定了在我们审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关系的时候,近代以来的170年岁月应当成为一种最大的历史背景和最广的思想视野.只有这种背景和视野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以近代中国170年的历史来审视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30年,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30年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在新中国的60多年岁月里,先后形成于19世纪中国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历史造就的时代主轴.两个30年之间人物有不同,事件有不同,问题有不同,但前30年的主轴在此,后30年的主轴也在此.有此历史造就的主轴,便能够理解前30年所筑成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后30年留下的种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前30年为后30年构筑了一个大体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后30年的大踏步发展提供了赖以立足的起点.第二,新中国的成立,以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深入到城市和农村的底层,从而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使原本在历史变迁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亿万工农卷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来,成为一种主动的力量和主要的力量.第三,前30年为后30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高度统一的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治理能力,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近40年分裂之后,中国的统一是非常艰难的,而晚清以来的弱政府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又说明治理近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中国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今天海内外评说“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中国政府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政府对发展的主导作用.第四,中国的自立和统一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从而中华民族的百年愿望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因此,前30年留给后30年的是中国现代化只能实现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历史选择和历史走向.有了前30年奠定的基础,才可能有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五,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至今仍然在感召人心的形象和榜样.前30年产生的榜样至今仍然感召人心,说明前后两个30年拥有共通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后30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因此,后30年中国仍然需要和尤其需要这种价值和理想以归聚人心.第六,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由共和国培育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在前30年里经受曲折,又因之而对前30年有过深刻的反思,由此获得的理性认知和成熟稳健使这一代人在后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成为稳定社会和担当责任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傅高义曾说,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创造了种种优势,包括国家的统一、强大统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现代工业的引入.没有这些东西,后30年的改革开放必须要为建立这些东西而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并因此而使后30年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①.显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看到后30年曾经借助于前30年而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留下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落后的科学技术,亟须改革的行政体制和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等等②.他所说的后一面与前一面显然不同,但历史地看,后30年正是以此为起点,并在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成为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30年留下的困难规定了后30年的主题和任务,从而规定了后30年的走向,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联系.今天我们理解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尤其是从后30年看前30年留下的优势和困难,不能截断开来孤立地看待,因为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后30年与前30年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要归功于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过程中,“现代化”的概念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但追根溯源,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开始就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在1964年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此为起点而一步一步地完善和丰富,最终走到了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四化”.在这个过程中,有过许多阶段,有过许多起落,有成功,有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连在一起并互为表里的.作为一个政府导引的过程,改革开放是一种国家政策,而这种国家政策的社会内容便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人们常常容易把现代化看成是后30年独有的,从而看成是后30年和前30年的区别之所在.但追溯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向往最初是在前30年里产生的.它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意愿其实是和后30年一脉相通的.因此,前30年和后30年之能够相通,是因为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二、改革开放破解了中国转型的百年难题
　　新中国的两个30年在本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涵,但作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重大问题上,与前30年的计划经济、自我封闭、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相比,后30年所表现出的活力、开放和创造性无疑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创立以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在实际上已破解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和中国发展的百年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借助于这一条道路,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30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的发展进程,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比之GDP的数量和规模,更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是中国人用这一过程向世界和历史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由此形成的影响将既是广泛的,又是长久的.
　　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作比照,来分析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直观而见的便是前30年最后一段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失误和失败,以及这种失误和失败在累积中形成的社会后果.曾长久关注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变为惰性、冷漠和失望③.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这些叙述并不完整和深刻,但由此折射的社会困境则是真实的.而他所没有看到的,则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开启后30年改革开放的反思其实已经开始了.因此用反思的态度认识前30年的失误和失败,重要的问题不只是追究什么地方没有做对,而是追索为什么没有做对.30多年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偏重于个人责任的历史解释和偏重于一个个事件的历史解释.个人责任和一个个事件都是理解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理解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前30年,只解释个人责任和单个事件显然都是不够的.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于中国社会,而其起因则与当时世界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使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帝意识；而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党与苏共的长期论战,又激生了中国人强烈的反修意识.此后阶级斗争的长期化以及“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都是以“反帝反修”为起点和宗旨的.因此,当时严峻的世界局势影响了对国内环境的判断,是国内前30年走向政治化和极左道路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在当代,但其中显然有着近代中国人在外患逼迫下催生出来的急迫的民族心理的影响.康有为期许10年使中国富强是急迫,孙中山期许毕其功于一役是急迫,此后“五四”是急迫,10年内战是急迫,若以此观察“大跃进”时期的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不会不看到19世纪以来的急迫对20世纪的影响.之所以要着眼于世界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来认识前30年,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于世界环境和历史影响之中.鉴往知今,目的是使今天的中国人多一点自觉,少一点盲目.
　　后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而开启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本身就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论述之中.这一事实,既说明了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依据仍然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而这种自我纠错能力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所在和生命力所在.
　　然而,后30年以拨乱反正为起点,并因此而与前30年区别开来,所以,研究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不能不看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原创性突破.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第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是对经典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国情,经独立探索而形成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其内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又是对于市场经济本来形态的一种超越.
　　本义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其具有的创造力和破坏性都是非常明显的.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社会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是极为脆弱、甚至高度危险的.市场经济确实有超常活力,但它并不是一个光靠自己就能自我修复的均衡系统,若缺乏某种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对市场进行规制和引导,市场体系很容易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付出人类不堪承受的人文代价和生态代价,并且在一定条件下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把市场经济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也不仅仅是要让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价值去支配一个具有强劲自主逻辑的经济系统,在更深一层,并因之而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上,是找到一条路径,使市场经济本身有可能避免严重失衡而持久地发挥功能.
　　这些都说明,在由经济改革为前导,并以经济改革始终贯穿于其中的后30多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既集中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第二,原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说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具体样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渊源而来,而且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为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而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获得民族文化支持提供了范例.
　　第三,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应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中作出重要贡献.第一个挑战来自于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西学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第三个挑战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不能不回应这些挑战,并在回应的过程中论证和说明开创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形态的新型文明与社会类型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提供一种光明的前景.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又正在具体而切实地展示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落后的中国走向盛世的进程.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种历史提供的说服力为依托,从理论上阐明我们正在建设的,立基于中国传统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既吸纳了现代西方先进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指引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