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译文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

资治通鉴译文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知
也.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卫鞅想要变改法制,秦国贵族不高兴.卫鞅就对秦孝公说道：“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卫鞅说：“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秦孝公说：“好.”委任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下令把百姓每十家编为一什,每五家编为一伍.互相监督检举,一家犯法,九家检举,若不检举,十家一起治罪.不告发犯法作乱的处以腰斩的刑罚,隐藏犯法作乱的与投降敌人的同样受罚.为私事争斗,各按情节轻重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从事工商和因懒惰而贫穷的,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收为官奴.皇室宗亲贵族没有军功的,不赋予属籍称谓.各以差次名田宅犹言各以等级占有田宅、臣妾、衣服.拥有功勋的人得到荣誉地位,没有功劳的人即使拥有财富不给予分享成果.法令已经具备,还没有公布,恐怕老百性不相信自己,就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谁十金.人们觉得奇怪,没有人敢搬动.又下令说：“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头搬走了,当即就赏给他五十金,以表明决不欺骗.事后颁布了新法.新法在民间推行了一周年,秦国的百姓到国都诉说新法不方便的数以千计.正在这个时候,太子犯了法.卫鞅说：“新法不能普遍推行,是因为上面不守法.”要将太子绳之以法.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于是就处罚了他的师傅公子虔,将他的老师公孙贾处以墨刑.第二天,秦国的百姓都服从新法.开始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老百姓又说来新法如何方便.卫鞅说：“这都是些搅乱教化的人.”全部把他们迁移到边境.此后,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新法.聪明的方法.
臣司马光认为：“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