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雅典和斯巴达国家的不同

比较雅典和斯巴达国家的不同

雅典：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文化学术发达,雅典随着社会的发展,平民上层（富商、船主和手工业作坊主）参政机会不断扩大.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成为著名的奴隶制共和国.
　　形成雅典城邦民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中有几次较大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提秀斯改革：公元前8世纪,提秀斯统一阿提卡半岛上的4个部落,建立统一的雅典国家；放弃君主政体,实行共和政体.提修斯改革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
　　（2）德拉古改革：公元前7世纪（621年）,德拉古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典,由公民大会抽签选举政府官员,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
　　（3）梭伦改革：公元前6世纪（594年）,梭伦实行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了公私债务,提高中小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共和制的阶级基础；改革政治机构,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设常设机构四百人会议,使它成为雅典城邦的权力中心.梭伦改革完成了雅典由贵族寡头政治向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转变,梭伦是雅典民主政治体制的奠基人.梭伦改革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通过废除公民集体内部的债务奴役,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调整了公民集体中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使得以前由于贫富分化日益剧烈而分崩离析的雅典公民改变了发展方向,逐渐转向扩大公民人数、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加强内部团结、共同对外的轨道上来.债务奴役的废除,使为数众多的中小所有者,首先是农民,摆脱了沦为奴隶卖往异邦的厄运；同时,又使雅典走上只能靠剥削来自外部的奴隶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的道路.
　　（4）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废除了按血缘家族划分选区的传统,改为按地域划分选区,因而彻底破坏了氏族组织,分散了氏族贵族的势力,每个区域都有若干个村社,村社既是自治组织,也是部落的基层行政单位,所有自由民都在所在村社登记户口,从而享有公民权,因此,许多早已失去氏族族籍的雅典自由民和外邦人,都取得了公民权,从而扩大了民主力量；改四百人会议为五百人会议；设十将军委员会；实行贝壳放逐法,此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民主政治的确立,维护了民主政治的成果.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标志着百余年来雅典平民反对氏族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首先,克里斯提尼改革彻底消灭了氏族制度的残余,标志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其次,克里斯提尼改革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推向高锋,标志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后确立.
　　斯巴达：斯巴达国家形成之后,在统治形式上采用的是奴隶主贵族寡头政体,尚武,注重军事训练,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在斯巴达,氏族制度的残余根深蒂固,强固的国家生活与氏族制度相结合形成的寡头专政,这是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主要特点.
　　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两个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委员会组成.国王有二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平时,主持国家祭祀和处理涉及家族法的案件.战时,一个国王外出领兵作战,权力较大.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实际作用不大,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无权讨论,只有表决权,表决时以呼喊声的高低决定,声高即表示通过.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由公民大会选出,选举方式也是以呼喊声的高低来对候选人表示意见.长老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共30人,除去两个国王外,其余28人都是年逾60的贵族.任职终身,如有缺额,仍须从年逾60的贵族中补选.一切国家大事先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如不能通过,长老有权宣布休会.长老会议又是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法案件、刑事案件和国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监察官共有五人,由公民大会一年一选,年满30岁的公民皆可当选.它拥有指挥国家一切政治生活的实权,成为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和体现者.他们代替国王召开和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随同国王出征以监视国王的军事行动,审理国王不法行为,监察公民生活和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同时它还负责征募国民军,领导外交事务和财政,并握有司法权.
　　斯巴达实行军事化教育,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因此,它拥有一支全希腊最强的的陆军.斯巴达贵族凭借这支军队,对内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形成了斯巴达同盟.斯巴达国家依靠这个同盟常常干预希腊各邦的内政,支持希腊各邦的贵族寡头派,充当维护贵族寡头政体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