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结合邓小平的话概括 不得照抄 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字数少一点就够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进一步认识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0多年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不久,经邓小平同志倡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运用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深圳等经济特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相继于1985年和1990年作出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和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决策.作为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的诞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的历史重任.20多年来,特区建设者们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发扬敢闯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积累了许多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较好地实现了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面向新世纪、新任务,我们深感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远没有完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经济特区办下去,并且要办得越来越好.但我们也看到,有的同志对此还存有疑虑.在这些人看来,随着全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做法被调整,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特区已经不“特”了,也没有必要再“特”下去了.到底特区还要不要“特”?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没有“特”,就无所谓叫经济特区.这是因为,特区政策不等同于“地区倾斜”政策.从本质而言,特区政策是党和国家为了探索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而采取的一种带有全局意义的“特殊国策”.正因为此,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6月视察深圳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并强调,特区还要“特”,要“通过增创和充分发挥特区的新优势来发展特区的新特色”.这是因为,虽然我国改革开放迈开了大步伐,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踏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程,但毕竟刚刚起步；虽然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些情况客观上要求特区在更高的起点上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试验和探索.当然,我们讲的“特”,不只是指特殊政策,而是包括特殊区位、特殊体制、特殊作用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理念.今天讲特区的“特”,其要义就在于增创新优势,发展新特色.从深圳特区的情况看就是要增创体制创新、扩大开放、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和依法治市等新优势,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如何保证特区“特”下去,并发挥更大作用?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经济特区需要新的政策定位就是说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政策中,特区标定的政策“基准”安放在什么位置上,位置准确,目标才能明确,作用才能发挥.尽管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这个“位”早已定,但在政策上却有待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要明确特区现有的基本政策有哪些,把赋予特区的政策规范下来,不要搞一刀切,更不能朝令夕改.为什么在政策问题上总是有些磕磕碰碰,甚至有些回收,这与没有明确的政策定位相关.目前特区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全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央给予特区的减税让利政策已逐步调整,特区与内地的政策位差相对减少；随着特区体制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区已面临着与国际市场接轨运作、全面介入国际分工和竞争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等新问题,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更高的层次制订出新的特区政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特区是个挑战,但绝不是特区的句号.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取消特区政策、撤销其经济特区的.相反,有许多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和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并实行特殊政策.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我国经济特区作为一种更高程度开放的模式,在引导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在世贸规则的框架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中,将起重要的沟通、桥梁和示范作用.我们应当把经济特区的发展放在整个世界开放的大格局中来考虑,在新的历史高度给予特区政策新的“定位”：二、经济特区要充分利用政策的势能差政策普惠不等于特区政策优势丧失,某些政策的淡化孕育着某些政策的升华.特区政策的“特—普—再特—再普”和“淡化—升华—再淡化—再升华”是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这样的不断循环往复,特区的功能将越来越完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只要我们留意,就不难发现在政策上特区仍然保持着优势,也就是我们讲的“势能差”.“势能”在物理学上是指事物由于自身的地位而产生的一种能.由于特区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历史地位以及经验积累等产生出来的势能是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首先,从开放层次看,经济特区处于全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层次,并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成果,这是其他城市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不能代替的；其次,从政策普惠面看,特区仍然保持着基本政策不变,某些政策也不是百分之百已在内地普惠,特区与内地在政策上仍存在着“时间差”和“势能差”；再者,从政策形成和制定过程看,任何一项改革的政策都要经过典型试验,总结提高逐步推广,这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特区是试验场,无疑更负有重要的特殊使命,由特区率先试验,要较之其他地方“风险小”、“品位高”、“份量重”：最后,从政策效应看,一个成功的政策,需要有一批成熟的政策策划者和执行者,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效能.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特区能用好政策、出好政策,使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正是得益于有一批对特区建设实践有深刻感受,对特区政策有深刻认识的建设者,不然的话,好经也会被念歪.三、经济特区要立足政策创新经济特区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靠发挥政策的作用,“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使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创造出“一夜城”的奇迹.创业之初如此,第二次创业亦然.一提到政策,有的同志总是把眼盯盯在上头,伸手向中央要政策,其实．特区的大政策、基本政策中央早就给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还给特区一些率先试验权与创新权,让特区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充分释放出来.笔者认为,当前,特区面对的障碍主要不是全国全方位开放的政策压力,而是特区人自己的精神状态,说到底是有没有一股敢闯敢试的劲头,有没有构建新的政策支点的勇气.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和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付出才有回报,有勇气才经得起挑战.这是特区发展历史向我们昭示的一个哲理.在深圳要向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挺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地区的关键阶段,显然要求特区要有新的政策思路,要有政策创新的胆略.一是要继续发扬敢闯精神.敢闯——这是深圳的历史经验,也是历史的抉择.敢闯才能出政策,不敢闯,前怕狼后怕虎,即使中央给再多的政策,也难创辉煌,特别是今后,特区要再往前走,遇到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面前,特区人只有继承敢闯敢试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大限度地释放现在政策的效力,才能制定出富有开创性的政策,让政策“支点”支起特区新的辉煌大厦.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出好政策.特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特区要把这些成功经验,上升为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运行方式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既不能采取过去那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不能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简单地变旧体制为新体制,而是要依靠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借助作为对经济实行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政策,去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深圳的政策创新应着眼在政策体系上创新,力求互相配套、互相衔接,形成系统的政策整体；在与国际惯例接轨上创新,实现按国际规则打“篮球”；在开放力度上创新,真正做到“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三是要处理好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深圳从建立特区开始,就按照中央“跳出现行体制”的要求,走市场取向的路子,形成了新体制.但这个新体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央这个“跳出”的大政策催生了这个体制.所以说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是相辅相成,相彰得益的.有了新政策才有新体制,反之新体制也可以出好的政策.在增创新优势时,我们主张要吃“两碗饭”,一碗是“政策创新饭”、一碗是“体制创新饭”,吃好“两碗饭”,我们会更加健壮,会更加精神奋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特区的光荣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