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优美的散文或作文两篇就可以,多了不要

两篇优美的散文或作文
两篇就可以,多了不要

《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 根本没用! ”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活,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龙应台
(2009-02-20 1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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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x09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狄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