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异同?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异同?

（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1].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
尼罗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言向北灌溉的区域,奠定了埃及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
总之,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狭长带状、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是“一节灌肠式的神化集权模式”.
（二）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但实际上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由过高,流速快,实难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流域.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前5000年前后,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摆动故道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客观上要求超出单个聚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
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
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