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后出生的有没有杰出的文学大师?

新中国建国后出生的有没有杰出的文学大师?
台湾香港的不算,加入其他国家国籍的不算,没有可以和徐志摩张爱玲鲁迅林语堂朱自清他们那一代相提并论的文学大师了吗?

提到文化科学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郭沫若、梅兰芳、侯宝林等人,然而提到新中国诞生后文化科学艺术界所产生的大师级人物,人们却有点儿哑然失语的样子.如果提及余秋雨、于丹,一定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是大师,特别是对于丹,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说心里话,我对听易中天的讲座很痴迷,但称他为大师,也会有很多人不赞同.
谁都知道,同样的相声段子,侯宝林说就可乐,别的人说就不那么可乐.为什么?因为侯宝林是相声大师.近年去世的 马季先生,有人称他为相声大师,但声音并不一致,特别是与侯宝林先生相比,总感觉要差一大截.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成就,恐怕至今也没人能超越.喜欢话剧的人对曹禺先生很熟,他称得上是戏剧界的大师,但他在建国后的剧作成就,还不如建国前,而且差距比较大.至于文学大师鲁迅,更是后辈们所望尘莫及的.
为什么会这样?新中国诞生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为什么在文化科学艺术方面就难以出现大师级的突出人物呢?试分析如下：
一、“左”的思想严重地束缚了人的头脑.
新中国诞生后,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统一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与传统的思想决裂,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泯灭了思想领域探索的火花,泯灭了人们进行文化艺术创作的灵感.因而使优秀精神产品的诞生受到严重制约.能出产品,但难以出卓越的产品,更难以出享誉世界的产品.
科学、文化、艺术、思想、教育等成果的诞生,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不需要规定严密的条文,也不会出自条块分割的工作安排.有优秀的成果,才能烘托出大师级的人物,大师不能凭空产生.而产生优秀成果需要宽松的条件、宽容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大的政治环境和小的工作环境.但这样的宽松和宽容却显得远远不足.历次政治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所有的人与党中央达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最高领导人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多了不敢想,不同的更不敢想,思想被严重禁锢.多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造就了一大批没有头脑、更没有创新思想的人.由此所形成的局面是枪打出头鸟,谁要冒尖,谁就会遭遇逆境.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白专道路、名利思想等,罪名多得很.与其多想、多干受到批评、批判,谁不把自己的思想完全“纯洁”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谁不把自己大众化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呢?
人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建国后相声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今天是一派穷途末路的气象呢?根本原因就是体制的弊端.一些领导者虽屡屡说要揭露阴暗面,但主要意图还是强调宣传正面形象和正面事物,要使文艺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工具”,忽视了在和平建设时期,文艺作品主要应具有让广大群众娱乐休息和得到艺术享受的作用.事实上,“报喜不报忧”,早已成了文学艺术的一条难以逾越的“潜规则”,而且通过艺术形式,把小喜描写与大喜,喇叭怎么吹、轿子怎么抬都不过分,而如实地反映生活实际,就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事业抹黑.相声是以讽刺为主要内容的,把相声搞成以歌颂为主要内容,就必然使相声变味,失去原有魅力.据说相声“买猴”很有喜剧效果,但它的演出却经受了许多曲折.有人觉得,假大空话是“文革”后才盛行的,其实不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盛行了.在“大跃进运动”中,假大空话已经说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程度.不仅如此,而且说真话的老实人受到了打击和批判.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假大空话并没有减少到广大群众希望的程度,只不过现在群众说得少了,而官员说得多了.有些基层官员对说假话已经到了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的程度,比如说,问题不能解决,他说在研究；说给群众谋福利,实际是损害群众；说是稳定和谐,实际上是回避矛盾,压制群众的批评意见；说是贯彻中央精神,实际上是找借口为自己打造政绩；说是关心尊重领导,实际上是对上级溜须拍马、变相行贿.对此,群众已经迫不得已地习惯了,真有官员踏踏实实地办事反而觉得反常.官员的信誉度已经降到了十分可怜的地步.谁都知道相声是说真话、说实在话的,主要是讽刺生活中的各种阴暗、丑恶现象的,如果说这样的相声,就有人会告诉你：批评要以善意为主,以宣传和谐为主,对广大群众要以正面引导为主等等.你还听不到弦外之音吗?你的作品往往不是被直接否定,而是让你修改完善一下,领导要再研究研究.其实还不如痛快说“枪毙”为好.不难判断,即使是由天才来说“歌颂”内容的相声,一百年也不会出侯宝林那样的大师级人物.
二、历次政治运动是对优秀人才的摧残
新中国诞生后的很长时期内,是在实际工作中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太可靠的力量的,似乎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是旧传统甚至是反动阶级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强调对他们进行思想、世界观的改造,不断地要他们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工厂、农村进行体力劳动,以使他们“真正地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总是要他们不停地学习政治理论、进行思想改造,下乡、下厂进行体力劳动,要“滚一身泥巴、踩一脚牛屎”,要“把脸晒黑了,心才能变红”.如果你钢琴弹得好,是难得的人才,甚至是奇才,你也要到体力劳动中锻炼,到工厂抡大锤,到农村撸锄杠,否则你岂不是要弹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来?如果你说干这样的强体力劳动有损手指的灵活度,那将被认定是在寻找拒绝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借口.
这是在一般时期,如果在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情况还要严重得多.新中国诞生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是某些重要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尤为严重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运动不仅仅妨碍人才的成长,而且扼杀人才.“反右派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都卓有才华,如正常成长,其中有的人就会是将来大师级的人物,可惜他们受打击、被批判、遭摧残,不但精神上遭到极大磨难,事业上横遭挫折,而且肉体上遭受极大痛苦,有的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生命.
有人说,“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档、断代,确实是这样.有这样的运动,不用说涌现大师级的人物不可能,就是出现一般比较突出的人才都是很困难的事.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对中国核工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级科学家,但他并不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心想着振兴中华民族的钱学森突破美国的封锁学成回国后,成了新中国核工业的重要奠基人.他的子女是在国内学习、成长的,他们怎么样呢?非常令人痛心,尽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但其成长过程中屡受磨难,虽然后来也成了专家、教授,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或达到其父的水平,更不能像他们在美国的叔伯兄弟那样获得诺贝尔奖.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政治运动及其学习成长环境在极大程度上剥夺了任何一个学子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可能.
三、平均主义思想是扼杀积极进取的毒药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最要命的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越多,毛病越多,错误越大.干得多的人甚至被嘲笑为“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意为干得越多,越对社会主义起反作用.不干的人、袖手旁观的人甚至站在一旁指手划脚充高明.这样,谁还愿干、谁还有进取之心呢?守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免得招惹是非.有这样的土壤,能长出茁壮的苗来吗?有这样的人文环境,还会出什么卓越的人才吗?肯定是出不来的.
平均主义形成一种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使得大家上差下差差不多少,只有这样大家才一团和气,相安无事.你要在既定的,即领导规定的业务范畴内工作,如果不是这样,你有突出的成绩,不但应得的报酬得不到,反而遭受他人的嫉妒.你会感到前行的路上不仅没有鲜花和笑脸,而且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如果这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要好一些.如果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就不但不能带来荣誉,而且可能带来灾难,说不定什么时候遭到批判.如果涉足政治理论领域,就更糟了,你的真知灼见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褒扬,反而可能大难临头.因为这个领域是禁区,领袖没说的话你不能说,中央文件没有蕴含的精神你不能讲.你胆敢闯入这个禁区,你胆敢拥有自己的思想并把它阐述出来,你就可能犯天大的错误,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囚犯.这时你要“痛改前非”,如果仍固执己见,就更糟了,你可能为此失去生命.曾经在笔者所在单位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工作过的张志新,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吗?她在被押赴刑场前,喉管被“专政”机关的人员用利器割开了,以防她“胡言乱语”.
四、外行领导制约了大才的出现.
新中国诞生初期,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现象.毕竟,政权的更迭要有一个过渡期,没有理由对此苛求.但在平稳的和平建设时期,仍旧有比较多地外行领导内行,并且仍在出现新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不消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内含的,不是外露的,所以并不那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但这一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大才的诞生和成长.
既然是外行,就容易靠行政命令办事,就不懂专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对某些专业人员与常人不同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看不顺眼,以为知识分子难调理,不好领导,因而要整顿思想,要整齐划一,要通过大批个人名利主义、白专道路、成名成家思想来打消知识分子的骄气、傲气和神气,还包括志气和浩然之气,使之都“夹着尾巴做人”.这样做的效果必然立竿见影,而且成效卓著.知识分子抠书本行、坐下来研究学问行、搞本职工作行,搞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与领导关系方面不行,待人接物也显得小儿科.在这种批判中,他们极容易陷于孤立,显得狼狈不堪,只有挨收拾的份儿,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他们不规规矩矩行吗,不韬光养晦行吗,不把自己业务上的锐气磨钝一点儿行吗?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他们也就真的与群众打成一片,再也不会在事业上显得突出了.
我们说,外行不是领导不了内行,新中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谁见着领导不了呢?有的领导者靠权,还靠德与才和内行,这样的领导者很少.有的领导者只靠权一样就完全应付了,这样的领导者也很少,比较多的领导者是靠权与德.在这样的领导之下,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庸才和一批中等人才、一小部分优秀人才,出不了卓越人才,即出不了大才.没有大才,怎么能出现大师呢?须知,大师正是从大才中涌现出来的.
五、官本位的社会现实往往将人才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一个人的价值和才能是以官位的高低来衡量的,有才没才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呢?有才,你不在官位上,见官就矮三分.要是遇到一个爱惜人才的官还好,若遇到一个嫉贤妒能的官,就算倒了霉,还不如没才.一般情况下,嫉贤妒能的官员,往往才薄德寡,你的才华相当于他的好几倍,但你不服气行吗?他才华不行,不等于玩权术一点儿造诣也没有.他手中的权力使他可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才高吗?他要掐尖；你心傲吗?他会用近乎完美的权术让你变得最终低眉顺眼.你有能力吗?他会使用东方不败之术,让你命途多舛.例如,你是排球高手,他会安排你去打篮球；你是象棋冠军,他会安排你去下围棋.你不敢、也不能违背领导的安排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否则你就无法在现有的工作岗位立足.现时的社会环境很难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选择机会,跳槽、换一换工作环境是那么容易的么?人们会说你恃才傲物,会说你耍大牌,会说你不知天高地厚,等等,你有嘴也辩不明白,跳进黄河洗不清.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人才遇到昏官,稍不小心就会遭受不白之冤.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是千里马你得老实地拉车,敢翘尾巴,会有你好看的!
另外,很多人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搞科研、搞学术、搞艺术远比当官枯燥、寂寞和劳累,但荣耀和实惠却远不及当官.你辛苦研究几十年,成了大家,但你出差到一个地方,你受到的接待远不如一个不学无术的一般官员,无论接待规格还是吃住标准和受尊重程度都是如此.你也是血肉之躯,能无动于衷吗?一次两次无动于衷,十次八次之后呢?所以,有才华的人,首先的选择是进入官场,而不是进入科学研究领域或文学艺术领域.否则,人们不会说你无才,而是说你无能.这样的氛围能产生大师级的人物就见鬼了!
六、所谓“又红又专”的口号延误了大才的成长.
我们所说的大师级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是人们眼中的大才,当然也可能是不被认可的“丑小鸭”.没有大才怎么可能有大师呢!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所谓“又红又专”的口号严重束缚了大才的成长.乍看起来,又红又专没什么不好,可在具体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又红又专要求人们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参加所谓的政治学习,学习马恩列斯毛著作、报纸和时事政治,参加大批判会、路线分析会、参加小组讨论以“狠斗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下乡劳动,给庄稼间苗除草浇水施肥等,到工厂参加学工的体力劳动,要经常用无产阶级思想对照自己的思想以加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要使自己与工农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似乎不论是谁,如果一周七天时间只是进行业务学习或研究,就一定是不关心政治,就是在走白专道路,就将变成与人民事业对立的人.这样的前景岂不令所有的人感到害怕!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么?
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哪有那么多的余力参加这些“政治性”的活动?但不参加不行,否则在他人眼里你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就会被打入另册,就会感到事事掣肘,为整个社会不容,最终一事无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大才,不被生生地扼杀还能侥幸吗?
陈景润是有卓越才能的人物,他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使中国的数学研究享有世界威望.但他的成长经历了多少磨难?他遇到了赏识他的人,是他的幸运,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社会上还有更多有卓越潜质的人,他们就没有这样幸运,所以他们就淹没在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所以说,这种又红又专的硬性要求既不能催生伯乐,更不能造就千里马,但是它确能批量地生产整齐划一的一般性的人才,使其胜任一般性的工作.民族要腾飞,这样的人才再多也发挥不了关键作用.
七、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拖了人才成长的后腿.
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已经害了几代人,现在还在继续害人.为了考试高分数,儿童、少年和青少年已经成了书呆子,成了高分低能的缺欠人才.为了提高升学率,老师们不断给学生们增加书本学习的课时量,搞得今天的孩子们比成人还要累得多.我们似乎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改变应试教育的呼吁,也看到了决策部门制定的许许多多的措施规章,但几乎不见什么效果,其现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拔尖人才,特别是它能扼杀大才的成长.有一个小事例：一个小学生在答题时说弯弯的月亮像香蕉,因为标准答案是“像镰刀”,所以老师没有给分.尽管老师这么做没道理,但也不能只怪罪老师,因为要求老师必须这样做的考试规则就是这样的,你不这样答,就不得分,不得分的学生就是老师没教好.应试教育就是这样的死板.这样的教育最终只是把学生培养成循规蹈矩的一般性人才而已,如果是大才的坯子,也早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所谓的改革,其实文章远没做足.在这三十多年中,大多数时间对于改革来说徒有其名,因为这些时间是在搞传承、完善和发展,还谈不到改革.总体而言,经济建设的成就很大,但改革的成就,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远不尽人意.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地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对经济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大面积腐败现象的发生,某些社会矛盾的恶性爆发,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和社会风气的大面积败坏等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联系.
应该说,没有理由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各种矛盾,包括腐败等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建立,只会使法制更加完善,官员和民众的知法、守法自觉性会更强,而不是相反.
应该说,我们的文化科学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不一定非要在国际上拿大奖,但新中国诞生到今天已经超过一甲子了,还没有出现一位中国大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值得反思.尽管其评奖过程也许有西方人的偏见,但总可以说明一定问题吧!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没有一批批大才的成长,不出现并且是接连出现一批批大师级的人物是很难想像的.以往很难出现,以后是否会比较顺利地出现呢?以往没有出现的领域,以后能否出现呢?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能再让旧的传统、旧的体制再束缚人才腾飞的翅膀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我们殷切地盼望许许多多的大师级人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