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话题作文“榜样”提纲,有追加!速度!在线等!

求话题作文“榜样”提纲,有追加!速度!在线等!

1993年1月27日是宋庆龄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深深的思念,纪念这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拥有一位伟大女性的榜样,那就是孙夫人,敬爱的庆龄同志——公理、正义、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夫人给了我勇气和温暖,去克服命运给予的种种磨难. 1936年11月,处在国民党暴政统治的黑暗年代,韬奋与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翌年,为营救“七君子”出狱,由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义正辞严地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庆龄同志亲自率领大家,冒着酷暑赴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孙夫人一行来到高院,在一间幽暗、潮湿的会客室里落脚,人人汗流浃背.这一正义之举,使法院的老爷们措手不及.开始,他们派出检察处书记官来敷衍,大家拒绝了.“我们要见院长与首席,不然我们不说话!”孙夫人先开口,接着大家一齐站起来:“不开口”,这雷鸣般的声音镇住了对方.经过斗争,庆龄同志与代表们一起终于迫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坐下来,进行争辩、交谈,达成协议,谈判取得初步胜利.记得那天我从上海去苏州探监,闻讯即在下午和衡老女儿谱妹、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一同买了水果、饼干、扇子、蚊烟香前去慰问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那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使我难以忘怀.我从她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使我镇静地去面对韬奋被捕这个沉重的打击.我开始将视野从温馨的小家庭,转向了抗日救亡的大天地. 我有幸真正与孙夫人接触是在1941年——香港.那时,韬奋和庆龄同志都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保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募捐,以支持抗日战争.孙夫人将募得的钱款,设法送到抗日根据地.一些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也都由夫人亲自签封,以便顺利通过国民党的检查.一天,孙夫人请韬奋通知我到位于湾仔六国饭店近旁“保盟”的一个仓库,清理救济物资,打点送往根据地.同去的尚有廖梦醒、倪斐君.我很兴奋有机会为夫人做些事,但心里不免紧张,总认为夫人威严而高不可攀.待到我们来到仓库时,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有说有笑,她一边告诉我们怎样把救济物资毛毯、军大衣、药品、袜子、奶粉等分好类,以待包装,一边亲自动手与大家一齐干起来,我们都感到亲切极了.事情办完了,她请我们到六国饭店吃饭,并让李妈到“利男居”买了一包叉烧,让我带回给孩子们吃.在与夫人的相处中,她那平易近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为抗战尽心尽力的实干精神,更令人钦佩. 1944年炎夏,韬奋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不久,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险恶的环境,多难的生活,失去亲人的悲痛,压得我沉浸在忧郁痛苦中不能自拔.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夫人于年底从重庆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遭遇和不幸,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时,我和女儿住在雁荡路中华职教社一间三角形的小房间里,她自己不便来,就多次派李妈到我住处探望,送来日用品和水果等物品,传来亲切的问候.之后,夫人又请我到靖江路45号她的住处吃饭.她亲自围上小饭单下厨做菜,她做的鲫鱼塞肉是公认的好味道.席间在座的还有廖梦醒等友人.她谆谆规劝,鼓励我从苦恼中振作起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实现韬奋的遗愿.她真诚的关怀使我备感温暖,感到振奋. 新中国成立,庆龄同志约请我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我又喜又忧.喜的是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忧的是我从来未担任过领导工作,怕担不起这个重任.夫人并不理会我的胆怯,而是以榜样带领我投入儿童保育的工作. 每年夫人总要多次到托儿所来检查工作.她每次来总是先到盥洗室、厨房检查清洁卫生,孩子们用的毛巾是否干净,便盆刷洗得是否彻底；厨房里的炊事用具是否清洁消毒,菜肴荤素搭配营养是否够,有时灶头上烧着汤,她也会拿起匙子先尝一尝. 夫人在工作上对干部要求很严,在生活上对大家却很体贴.她深知我的生活习惯,不吃剁肉,每逢去她家用餐,她就让管理员买些鱼虾、家禽.她知道我那时经济条件有限,日常伙食简单,特别是由于托儿所工作繁忙劳累,体重只有70多斤,她心里过意不去,吃饭时总要我多吃菜多加点油水. 夫人那种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心中时刻扬起的一片爱心,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夫人对我的深情厚谊.在那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浩劫中,尽管庆龄同志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但她的后院还是起了一阵火.她与祖国和人民分担着痛苦与不幸. 那时,她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也许她深知我的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很怕我出事.焦虑之情至今铭记.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个惊叹号.她希望能保护我,希望寻找一个可以倾吐悲愤心迹的地方.1967年上半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来信坚决要我搬到陕西北路369号去.她说那是一幢花园洋房,是她母亲生前住的地方,陈丕显同志在任时由上海市政府将它修缮一新交还给她的.她以为只要我住进去就安全了,她来看我,来关照我,来倾吐心声,只要汽车开进大门就是她的“天地”.她一点不知道我那时是“陪斗”对象,身不由己啊.她连续追来三封信,要我尽早搬过去.我把情况通过友人转告邓颖超大姐,征询她的意见.邓大姐的处境也不妙,却承担了风险,她回复我两条,一,遵从夫人意见,搬过去；二,老房子不要退.女儿想得周到,向市里认识的一位造反派打了招呼,我们就悄悄地着手整理东西.1967年8月14日我和女儿搬进369号,我住进夫人指定的二楼正房,是她母亲住过的那间.这是在市妇联造反派眼皮底下进行的一次“造反”行动.可想而知,招来的后果是一大片大字报,罪名是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敌不过造反派的“勒令”,我和女儿又于1967年9月21日搬回到上海老房子里.夫人要我搬家的信已经“阅后烧掉”了,唯一能证明这件事始末的“旁证人”是用了几十年的户口簿,在“住址变动登记”页上的两个方格,一个记着:1967年8月14日迁入陕西北路369号；另一方格记着:1967年9月21日迁入淮海中路1487弄13号.夫人的良苦用心终未能实现,但她的厚爱在我心中永存. 夫人病重的最后一段时日里,我有幸日夜守护在她身边,她断断续续地和我谈了很多.有一次她对我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我频频答应.同时,我向邓颖超大姐反映了她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夫人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有预感,有一次她又叮嘱我:“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接待她.”我理解夫人的心情,俯身安慰她,我会牢记她的嘱托,我祈盼夫人的身体会好起来,她的心愿会实现.但她终于怀着对同胞的关切,对海峡彼岸妹妹的思念,匆匆远行.我亦一直为没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深深遗憾.如今海峡两岸同胞的探亲往来,已开创了新的局面,夫人对祖国统一的愿望终将成为事实. 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珍贵的记忆,如今在我身边还保存着夫人给我的40余封书信,信中记叙着夫人对我的信托和关怀.夫人对我以知己相待,我视夫人为风雨知音.眼下我已是期颐之年,夫人的风范仍像航道的灯塔,照耀着我晚年的历程,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党,爱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着我永远尊敬的孙夫人庆龄同志——我心中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