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把文言文翻译下,快.还有一首是秉笔直书难,我找不到原文.求你们帮帮忙.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大师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1 22:53:16
帮我把文言文翻译下,快.还有一首是秉笔直书难,我找不到原文.求你们帮帮忙.
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1、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褚遂良传
【原文】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取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
【参考译文】
褚遂良博览文史书籍,特别擅长隶书,他父亲的朋友欧阳询很看重他.升迁为谏议大夫,并负责记载皇帝起居的事务.太宗曾经问他说:“你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记录了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我作为皇帝能看吗?”褚遂良回答说:“现在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的官员,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官员,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举止,并且要把不太光彩的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借鉴,希望皇帝不做不合礼节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阅读起居录的事情.”太宗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原则不如坚守职分,我的职责是秉笔直书,陛下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记下来.”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十七年,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帝制造了漆器,禹帝雕饰俎器,当时谏诤舜、禹的有十多人.食器之类的事情,为什么要如此苦谏呢?”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了农事,过分的彩绣耽误了女工.带头奢侈浪费,是危险灭亡的开始.喜好漆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金子来做器具;喜好金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玉来做器具.因此诤臣必须在刚开始露出奢侈的苗头时进谏,一旦奢侈成风,再进谏就难了.”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
参考:http://www.oldq.com.cn/geren/zhuanti/guwen/201004/120411.html
2、刘知几《直书》(《史通》)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
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
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
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
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
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
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
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
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原文】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取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
【参考译文】
褚遂良博览文史书籍,特别擅长隶书,他父亲的朋友欧阳询很看重他.升迁为谏议大夫,并负责记载皇帝起居的事务.太宗曾经问他说:“你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记录了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我作为皇帝能看吗?”褚遂良回答说:“现在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的官员,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官员,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举止,并且要把不太光彩的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借鉴,希望皇帝不做不合礼节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阅读起居录的事情.”太宗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原则不如坚守职分,我的职责是秉笔直书,陛下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记下来.”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十七年,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帝制造了漆器,禹帝雕饰俎器,当时谏诤舜、禹的有十多人.食器之类的事情,为什么要如此苦谏呢?”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了农事,过分的彩绣耽误了女工.带头奢侈浪费,是危险灭亡的开始.喜好漆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金子来做器具;喜好金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玉来做器具.因此诤臣必须在刚开始露出奢侈的苗头时进谏,一旦奢侈成风,再进谏就难了.”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
参考:http://www.oldq.com.cn/geren/zhuanti/guwen/201004/120411.html
2、刘知几《直书》(《史通》)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
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
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
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
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
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
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
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
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