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懦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界上最轻率的赌徒.”这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懦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界上最轻率的赌徒.”这里评价的历史事件是
A．义和团运动 B．五四运动 C．抗日战争 D．太平天国运动

A
罗素说：“一旦怯懦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界上最轻率的赌徒.”轻率是够轻率的了,在义和团稍一得势之后,他们便“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尽杀”,“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更有甚者,“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几与禽畜无异.而那些逝去的鲜活的生命,本与他们同种同族.在这里,底层民众身上所有的龌龊本性,彻底暴露无遗.而作为一场赌局,作赌的双方都输得很惨.大清失去了天下,拳民则几乎被斩尽杀绝.低层民众缺乏对重大事物的责任感,缺乏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与包容心,缺乏对科学精神的敬重与尊从.狭隘与愚昧使得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以"我"为准,非我者敌,逆我者亡.几千年的中国史,我得出的终极结论只有一句话：小人永不可当道.贱民永不可秉政.
　　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贱民有对于权势与财产的无限向往与觊觎.然而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他们获胜的几率近乎为零.历史以来,贱民获取权势与财产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发动暴力革命,强取豪夺,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二是得志的贱民会大面积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垄断资源,以此完成对财富的积累.贱民对富有的理解是如此的肤浅,以至于当他们把大把的金钱堆砌在身边时,他们即以为从此已经富有.他们不懂富有不仅关乎金钱,更关乎精神的充裕.关乎一个人对于自己族类的高贵责任感,关乎一个人由于对自然规律的充分认识而产生的理性与自信,关乎一个人由于对生命实质的理解而产生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敬畏.
　　乞丐会因为极度的贫乏而背上装载食物的袋子以自慰,据说乞丐之间亦会以袋子的多寡为标准展开攀比.而得志的贱民会因为极度的自卑而以金钱自我炫耀,其实对于他们而言,除了巧取豪夺来的金钱以外,他们依然一无所有.看看天朝时下的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有啼笑皆非.贱民当道的社会出产大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而这帮革命家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情商,乃不愧他们“无产阶级”的“光荣”称号.你可以给猴子沐浴,再给它戴上好看的帽子.但它们仍然会随地大小便,但它们仍然说不出半句人话.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在我看来,恶棍的政治无非作恶,流氓的政治无非耍流氓.比如斯大林,比如波尔布特.
　　后来我们有了文化大革命,最近我们有了乌有之乡.都属底层民众的运功.乌有之乡的特点是打死不跟你讲道理,他只跟你讲骂讲狠讲消灭.他也打死不跟你讲法治,他跟你讲批讲斗讲公诉.这也难怪,书读得少点儿,手臂比你粗点儿.我家乡的俗话说：遇到书生讲诗,遇到和尚讲经,遇到穷人讲苦,遇到痞子讲拼.如果你遇到乌有,他跟你讲实名,讲“问候”.而且他的“问候”有个相对固定的模式,纠集一帮人,由几个光头带着,上来先恶心你半死,以数量上的优势掩盖内心的怯懦.从这个角度讲,乌有之乡其实更应该叫乌合之乡才好.有人很为天朝时下会突然有乌有之徒大行其道而惊奇,其实,天朝早期的政治实质决定了乌有之徒该有他们的好日子.乌有之徒的悲剧在于他们不了解此天朝早已非彼天朝,往日的“无套裤汉”早已身家巨富,鸟枪换炮了.乌有之徒还想与人家类而聚之,岂可得乎?不可得也.最多权当是人家手里的一根棍子而已.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痛心疾首的说：“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到底是向哪条道路才好呢?”这个问题在几近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让人警醒.为什么会把义和拳与乌有之乡放在一起?就是希望今天的乌有之乡们,能认真的思考和回答陈独秀先生这个问题.
　　对于乌有之乡的众生,我想他们要搞清楚的时下天朝的独特风景在于：一帮身家巨富的资产者号称代表无产阶级,信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让别人掉眼镜去吧.而一帮清贫度日的无产者却信仰了民主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据说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具有棍子智慧的乌有之徒,理当是专门打击口头上的资本主义,而不能打击实质上的资本主义.比如不能要求申报财产,比如不能要求铲除腐败.指哪儿打哪儿的灵敏程度,决定了你等的生活质量.简单说来,乘早别把自己当人.
　　历来皇帝不招斜眼女婿,少些幻想,踏实做人.也许你不坐大过得惨,但你若坐大死得惨.
　　不屑与乌有为敌.若乌有的朋友明智,此文权当是给乌有的一个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