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德国近代史书.从俾斯麦上台、三次王朝战争.到二战.大陆人士写的直接忽略

求德国近代史书.从俾斯麦上台、三次王朝战争.到二战.大陆人士写的直接忽略

（铁血宰相俾斯麦）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推动统一的强制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甚至连一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将会被德意志和历史所抛弃.当时统一德国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容克的肩上,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太不幸,它生来得太晚了.当它兴盛的时候,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日趋活跃,这使它惧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手中既无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又抛开了人民群众这一无组织的暴力,无力承担实现统一的领导重任,只能对统治阶级统一德国的道路报以热烈地支持.而对德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还不足以使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转变为人民革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的道路还难以付诸实践.尽管在德意志,存在着统一的潮流和众多可能选择的道路,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只有普鲁士—俾斯麦的统一道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事实上,也正是俾斯麦通过发动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当时就已认定,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同时,俾斯麦还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个大国,都不愿看到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把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正是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实现统一的历程.
（一石二鸟的德丹战争）俾斯麦上台以前,普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日趋紧张.俾斯麦力图把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尽可能同德意志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奥地利突出成阻碍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而把自己充作民族运动的“矛尖”. 1863年秋,当俾斯麦发现重新激化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是同德意志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立即介入了这场民族运动.问题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三个易北河公国地区,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而前一个地区却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根据1852年由英、俄、法、瑞典、丹、奥和普共同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这三个公国同丹麦结成同盟,而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同时也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但丹麦的民族运动却力图将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的版图,而德意志联邦则要求按照德意志的意愿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加快推行合并石勒苏益格的计划.这无疑将两国民族运动的矛盾冲突推上了新的高峰.就在丹麦新宪法通过两天后,丹麦国王去世,新王签署批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但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继承权却没有得到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于是引发了关于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执.这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旗帜,堂而皇之地避免了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能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也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埋下了引线,真可谓一举三得.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维也纳和约》,将三个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德意志各中、小邦一直呼吁由奥古斯滕贝格公爵为三公国地区的公爵,奥地利稍后也予以支持.俾斯麦却独排众议,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相信出现一个独立的诸侯不会给德意志统一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如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成为诸侯独立邦并获得联邦和国际列强保证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原则范例,即必须保证德意志联邦中所有中、小邦的独立地位,而这是普鲁士所不愿看到的.普鲁士不仅不能统一“小德意志”,甚至也无法实现普鲁士在北德意志的霸权.1865年8月4日,普奥签订了关于共管易北河诸公国的《加斯坦因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坦因由奥地利管理,而小小的劳恩堡公国干脆以250万塔勒的价格卖给了普鲁士俾斯麦根本没有把这种安排当做最后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普奥两方在解释协定条款上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他设定的唯一出路是由普鲁士“统一”两公国,这样做最终能得到“小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支持,而且为了达到此目的,当然也毋须惧怕一场普奥战争.
（目的有限的“普奥战争”)俾斯麦为统一德国所发动的第2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实现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统一,必须用军事手段排除奥地利的阻挠.因此,他一结束对丹麦的战争,就将尚未冷却的枪口对准了奥地利.俾斯麦首先着手在国际上孤立奥地利的准备.当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争霸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主要是俄、法两大邻国的态度.由于奥地利在1853年~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反对俄国,因此俄国自然可以站到普鲁士一边.对于法国,俾斯麦则主要采用了拉拢诱惑的办法,主动向法国发出暗示,表示将承认它对比利时的占有权.法皇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表明将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此外,俾斯麦还笼络了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复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俾斯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实则令对方难以接受的条件,要求在不将其并入普鲁士的前提下,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两公国交由普鲁士亲王管理.奥地利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心知肚明,为了打击普鲁士的野心,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议会决议,以便使普鲁士与整个联盟为敌.但这却正是俾斯麦等待的机会.他立即宣称,奥地利此举破坏了奥普两国的协定,于是命普军于6月7日开进荷尔斯坦因.6月14日,德意志联盟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则以联盟议会越权为由,宣布联盟解散.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从南方牵制奥军.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中取得了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战后,在和约谈判和处理战后德意志事务方面,俾斯麦施展了极为灵活的政治手腕.他不仅及时阻止了普王威廉一世要进军维也纳、羞辱奥地利的计划,而且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来说远为宽容的和约.在他看来,奥地利已不再具备称霸德意志的条件,而真正的危险则是来自欧洲列强的干涉,首先就是法国的战争威胁,因而必须以获得战争的主要结果为满足.普奥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这对促进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867在北德联邦和南德诸邦之间缔结了协定,规定了共同的关税和贸易措施,从而在实现政治统一以前,首先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德机构.这个在德国历史上“不出名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是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预备阶段.普奥战争的结局还使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这是继1648年瑞士脱离德意志之后又一块重要的德意志土地被剥离出去.1867年2月,奥地利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因战争失败而激化的国内矛盾,被迫对地主贵族做出妥协,将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制君主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完成,而且也标志着曾经由普奥两国共同主导的德意志历史的“终结”.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
(大功告成的普法战争)由于法国的干涉,南德的四个邦依然滞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法皇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就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1867年俾斯麦指出：“与法国的战争肯定会到来,法国皇帝显然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于是,他决定发动第三场王朝战争,向法国开战.拿破仑三世也同样在进行战争准备.相比之下,俾斯麦的处境要更为有利,因为统一的形势已日新月异,德意志各邦的民族运动给了他足够的支持.同时,俾斯麦还于1868年,同俄国缔结了一项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在战争中受到威胁,互助将立即生效.这无疑给普鲁士增添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此时,对于俾斯麦来说,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与法国决裂的适宜的借口,这个借口最好能给人一种印象,即侵略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他注意到,如果使普法战争的性质变成民族防卫战,就可能使南德诸邦同情北德联邦的统一计划.他指出：“鉴于法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迫使我们进行战争.”拿破仑法国对德意志事务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干涉态度,恰恰为俾斯麦所利用.霍亨索伦亲王莱奥波德竞选西班牙王位一事成为普法战争的导火索.1868年,西班牙女王被推翻,霍亨索伦家族的莱奥波德是王位候选人中的一位.但法国却坚决不同意这位亲王参选,担心如果西班牙和北德联成一体,那么自己将来会腹背受敌.普王威廉一世慑于法国的战争威胁,在同法国驻普大使的会谈中答应劝说亲王放弃王位候选.7月13日,在法国大使的强烈要求下,威廉一世委托普鲁士外交部将此事电告身在柏林的俾斯麦,并允许他转告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普法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远去.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由于普王同意了法国的要求,俾斯麦的感情受到了激怒和伤害,感觉自己的全部计划正面临失败.正当他闷闷不乐地和将军老毛奇一起喝酒,并准备愤然辞职时,突然接到了外交部发来的那份电文.俾斯麦发现急电可能大有用场,于是立即动手进行了删节,尽管未加一词,却语意大变,使电文读起来像是“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俾斯麦估计,电文一旦在报纸上发表,很快就会传到巴黎,到时“将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事实果然不出俾斯麦所料,稍加改动的电文在巴黎引起了愤懑和狂怒.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俾斯麦终于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民族保卫战的局面,而当时的大部分人尚不知道究竟因为何故.开战之时,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到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他哪里知道,自己要面对的将是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全力对抗,因为德意志各邦都为了民族的统一事业而团结起来.德军的优势力量和高涨的士气很快击溃了法国人的抵抗.在著名的色当战役中,10万法军投降,连拿破仑三世本人也当了俘虏.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俾斯麦继续挥戈直逼巴黎.“在普鲁士胜利引起的一片狂欢声中,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在饥饿的、时刻准备战斗的巴黎人民面前,俾斯麦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72米长的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大业至此完成.这一天,正好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170周年的纪念日.在德国军刀和勋章光辉的映衬中,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勃然兴起了.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英明一世的俾斯麦,此刻也许都不会想到,这个令他们感到兴奋异常的“镜厅加冕”行动,却在法德之间埋下了难以去除的仇恨的种子.
(欢乐与悲哀的二重交响曲)俾斯麦是一位“白色革命家”.这位出身于保守派阵营的容克,使用了战争暴力手段,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关系,完成了300多年来德意志民族不断追求的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无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红色’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由此不难看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和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保守性.因此,统一对德国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具有两重性.从历史进步性来看,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而这个问题从16世纪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以来就尖锐地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至此之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不再任由欧洲强邻的欺压和宰割.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有如脱缰之马奔腾向前.不仅如此,它还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德范围内开展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其历史保守性而言,主要是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煽动并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深入了德国的各个领域,戕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使德国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此外,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做法,不仅在法德之间结下了世代相袭的民族仇恨,而且促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由此形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立争霸的局面.这些都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总起来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工业革命为促进德国的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俾斯麦的活动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因而在欧洲政治的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也使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英雄.
(强大的德国：是福是祸?)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继续增强,俾斯麦试图保持德国仅仅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改弦易辙,逐渐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对于一个日渐强大的德国而言,这种转变究竟是福是祸的确难以简单断言.但从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来看,紧要关头看似偶然出现的个别人物,往往导致整个前进方向的彻底改变,或许背后代表的乃是历史合力的选择.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一流的经济强国,显示了超强的实力.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兴国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强大之后的德国,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走上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的毁灭之路.
(寻找阳光下地盘的国家)德皇威廉二世（1890年~1918年）在位的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威廉时代”.他所煽动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和所采取的扩张攻势,成为这个初绽头角的国家全部活动的主旋律.而这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同俾斯麦时代内外政策的主旨完全相悖的.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1913年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的庆典声势浩大,社会各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其盛况超过对以往所有的德国皇帝.对此,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和谐之音.左翼《新观察》杂志就曾悲叹：“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于这些批评者,皇帝不屑一顾,称他们是“绵羊脑袋”、“阴郁的悲观者”.在他心中,统治世界的梦想早已使扩张的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德国思想界对中世纪具有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情绪,其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因此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着“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迫切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时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比洛就曾公开宣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求德国大使、德国商人、德国货物、德国的旗帜和德国的商船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尊敬——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为了能拥有同其他强国分庭抗争的资本,德国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扩大军队规模.自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从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出台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德皇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使自己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不被视作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使我们永远是个大国.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自己对于建立在理性和思考基础之上的世界政策的要求.”1905年,他在一次酒会的致辞中清楚地表明德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火药是干的,剑是磨过的,目标明确.” 经济上不断膨胀的德国资产阶级,其扩张贪欲最终演变成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这种贪欲提供了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寻求着战争,并希望能发挥一下陆军的优势,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国内工人阶级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德国—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的论说,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赞成战争,也愿意跟着向前走.19世纪早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的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而到世纪的晚期,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所散布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膨胀的趋势,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贯彻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源.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所负有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
(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厮杀.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大战开始后,虽然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本国的旗帜下,但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热情的,除了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而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要决定于战争.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利所渲染出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堑壕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防御一方的力量大为增强,因此战争远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至年底,德国在东西两线都陷入了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却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把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又遭受“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能打破.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他们不但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还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到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这种事实的真相.1919年7月,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在议会中说：“有4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难以经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而迅速的行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一战中的德国人也指望能够速战速决.当这种希望渐行渐远时,厌战情绪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蔓延开来,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也随之涌起.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之后,仓皇出逃荷兰.德国历史上的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由于军队宣布对新政府效忠,因此柏林革命是在不借助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在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的同时,却忽视了掩藏在胜利表象之下的是尚未发生改变的原有基础.兴登堡领导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之所以支持了革命,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反对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远为重要.他们最紧迫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对德国的军事组织构成威胁,为此就必须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做出某种安排.1918年11月8日,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火车站,向法国的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却遭到了福煦元帅的拒绝.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并限72小时做出答复.11月11日,德国“新政府”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不仅导致国家遭殃,而且自己也落得个皇冠落地、流亡国外的下场.他的悲哀表明,一味地奉行强权政治,终归要面对失败.但他也许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同样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被自己踢下台的“优柔寡断”的首相俾斯麦却都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民族统一的事业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客观上起到了某种进步的作用.他们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合法性和进步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也将遭到失败.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着他的强权政治理念,客观上不会起到任何进步作用,只会把战争引向追求无限目标直至最终失去控制的境地,对于他的理想而言,战争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